周
健（1957- 1999），浙江杭州人。著名病毒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人类首个癌症疫苗——宫颈癌疫苗的发明者。2006年，第一例子官颈癌疫苗成功注射至今，这项发明造福了世界上千千万万妇女，获得了欧洲发明奖等荣誉。1982年毕业于温州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浙江医科大学病理硕士学位。1987年获河南医科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博士生期间得到北京病毒所的支持，开始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生化系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其间赴位于剑桥大学的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肿瘤与病毒实验室做研究工作。1990年加入昆士兰大学癌症研究中心，1991年率先用DNA重组技术人工体外合成了HPV病毒样颗粒。该颗粒就是癌症疫苗的基础。1994年，获昆士兰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到芝加哥Loyola 医科大学任教，仍继续HPV研究。1996年，回昆士兰大学医学系癌症免疫研究中心，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至1998年，已经有近10项发明专利。同年，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的研究经费。1999年3月，因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过度疲劳，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追悼会挽联“一世伟业真真切切科研巨擎毕生勤奋坦坦荡荡学者楷模”是他的真实写照。连线远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孙小依医生，她在电话的那一头，回忆她的先生周健的点点滴滴，细琐而平常——温医大操场上的苦读、能修电器的巧手、孝顺父母的爱心、实验室里的钻研、善待同仁的宽厚、报效祖国的心愿……在孙小依的叙述里，周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家，父母的儿子，儿子的父亲，她的丈夫。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却做出了极不普通的事，《光明日报》发文《周健：研发宫颈癌疫苗的“无名英雄”》，《中国青年报》则刊文，称：“他的名字将写入教科书。”翻看厚厚的纪念周健的文集《英才济苍生》，周健的形象立体起来，鲜活起来，也高大起来，可耳边始终萦绕着孙小依说得最多的话：“他很真性情，做什么都求真求实。”也许，普通和伟大的距离，就在这一个“真”上。在周健并不漫长的生涯里，他上下求索的，就是一个“真”字，而且他也做到了“真”——一生做真人真事真学问。
一、为人率真
周健和孙小依都是温医大1977级学生，虽然是同学，而且是杭州老乡，但因为当时学校严禁谈恋爱，尽管很熟稔，一开始两人并没有恋爱。
孙小依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晚上，几个同学偷偷跑去乐清黄华买走私电器，因为周健很懂电器，自然要叫上他。“那天，天很黑，我跳上甲板时，滑了一下，很快，有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那是周健。结果，到了船上，他依然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松开。”周健和孙小依是历届生，上大学时年龄都过了二十，情窦已开。就是这暗中紧紧的握手，确定了他俩的恋情。第二天，在操场的树底下，周健交给孙小依一张巴掌大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来比学习。这是单纯的周健所传达出的真诚心声：爱，就是相互扶持；爱，就是相互成长。果然，两个互相倾慕的恋人，在学习上开始暗暗较劲。即便假期回到杭州，他们会相约到保俶山，你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默默地看书学习。孙小依说：“周健的记忆力比我好，领悟力比我强，他就帮助我复习。”率真的人，才有真性情，周健不仅敢爱，也很会爱。周健的妈妈告诉孙小依一件事。有一次回家，周健一定让妈妈听一盘盒带，妈妈一听，说，不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嘛！周健自豪地对妈妈说：“这是小依唱的。”妈妈知道儿子恋爱了，恋人就是孙小依。孙小依听说了，心里也顿感甜蜜，她喜欢唱歌，不过，也不知道周健是啥时候偷偷录了自己的歌，回去反复听。回到杭州，周健和孙小依经常陪妈妈散步，周健手里总拿着垫子。一开始孙小依不明白，周健告诉她：“妈妈腿脚不好，散步久了，要坐坐，石凳上凉，拿垫子垫上，妈妈就不会着凉了。”孙小依听后，心想，这么细心的男人，这么孝顺的男人，这么有爱心的男人，真是值得倾心相爱的。打动孙小依的，就是周健所做的种种小事。周健是不藏不掖的人，他俩的好友瞿佳邀请他俩到家里做客，周健喜欢是腌萝卜，就指着那盘萝卜说：这是我的菜！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吃，令人忍俊不禁。在校期间，孙小依得了甲亢，容易饿。一天，她意外地收到一个包裹，没有名字和落款，打开一看，是一盒饼干。那时候，生活条件差，一盒饼干是很珍贵的奢侈品。第二天，为她和周健充当“地下通讯员”的同学，捎来了周健的字条，原来饼干是周健送的。实习期间，周健和孙小依的恋情被学校知道了。周健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考上了浙医大，孙小依忐忑不安地等着毕业分配。当时，学校处理学生恋爱的手法比较严苛，他们俩为此进行了一次深谈。小依让周健自由发展，不必为了自己而放弃进步，周健坚定地说：“给我两年时间，你分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是这一句很有担当的承诺，令孙小依跟定了周健。果真，周健毕业后，俩人喜结连理。结果也确是俩人携手，共同走遍天涯。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何事，周健就是这样率真，不说假话，一就是一，不能说二。他在剑桥大学导师的妻子伊丽莎白，喜欢做布丁，总是得到很多盛赞。有一次她做给周健吃，并问好不好吃，周健老实回答：不好吃。这个回答令伊丽莎白很窘迫。但周健认为，自己不喜欢吃的，怎能说好吃？因为周健的坦诚和真诚，相处一段时间后，反而赢得了伊丽莎白欣赏，认周健为自己的干儿子。
二、做事认真
尽管天资聪颖，周健却不自满于此，还总是以“笨鸟先飞”这句话激励自己。在温州医学院里，孙小依是个爱运动、爱唱歌的活泼女孩，每天都坚持晨跑。她每天也会如期见到，周健这个廋高个，拿着录音机，在操场边树下，大声地朗读英语。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正是周健的勤奋，打动了她。“我欣赏做事认真的人，学英语他雷打不动地坚持，这令他很好地掌握了这门外语。后来，外教来了，他都能做翻译，就是他一直认真学习的成果。”周健的好友瞿佳教授一直以周健为骄傲，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是周健温州医学院七七年纪临床医学大学本科的同学，同班同级同寝室5年，可谓朝昔相处，情同手足，他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给我，也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温州医学院作为浙江省属的地方性医科院校，百废待兴，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待改善，但周健并没有因为学校条件不尽人意而低沉、萎靡，而是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今天人们给予当时的文革后首批入学1977年级同学以很高的评价，周健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应该当之无愧，但我觉得周健还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所具有的那种世界眼光，远大目标，那种使命感。虽然他不是温州本地人，却有温州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度，他又在科学上为中国人争光的抱负，正是由于这种动力，他对基础课程和外语的学习都到了如痴如醉、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认为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他又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书呆子，他非常重视基础实验和临床实践，从解剖青蛙到外科手术训练，他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周健的工作伙伴伊恩·弗雷泽教授认为，自己是在剑桥大学幸运地遇见了周健，他说：“那时，周健和夫人孙小依是两位最为勤奋的研究人员，无论白天黑夜，凡我去实验室时，总会看到他俩在那里努力工作，实际上，我是他们实验室的打扰者，由于我的实验室过于拥挤，没有空间供我活动，加之经费紧张，缺乏购买药物试剂的资金，所以老是借用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和试剂。”弗雷泽说，在剑桥，周健夫妇被称为“神奇的手指”，什么难事到他们手上总能行。孙小依解释：“那时周健刚起步，我专心做他的助手，我们性格互补，他很有创造性，主意多，我比较有条理性，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给我的任务我都能细心完成，我们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都说我们俩配合得可称天衣无缝。”
英雄总会惺惺相惜，当弗雷泽准备返回澳大利亚时，他盛情邀请周健夫妇到昆士兰大学他所在的实验室一起工作。他已经申请到了不少经费，有条件通过努力就能继续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带着家人来到了昆士兰。“周健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路走来，都遇到好人相助。”孙小依说这是周健生前一直谨记在心的。在温州医学院毕业后，周健又先后在浙江医科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每一位导师都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和很好的评价。导师沈琼教授推荐他到北京，遇到了刚从德国学习回来的谷淑燕教授，孙小依说：“周健运气很好，谷老师非常喜欢他，手把手地教他，谷老师是真正把他带入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HPV的启蒙人。”
后来，周健在张迺衡教授的力荐下，前往英国剑桥大学Lionel Crawford的ICRF实验室做研究员。Lionel的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进人很苛严，曾写信问谷淑燕教授周健的情况。谷淑燕教授极力推荐，认为周健是“最勤奋、最聪明的学生”。缘是一种气场，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得道多助。在周健发表的论文中，从来没有只署他自己一个人的名字的，因为他在得到别人帮助时，有一颗感恩的心。瞿佳教授回忆周健：“无论在哪里，他都以自己是一名温医毕业生为自豪，他曾对我说，温医的五年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后来到了国外，到了美国，到了澳大利亚，他都没有忘记母校，一直想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为母校做些事情。”他帮助我院与昆士兰大学医学院建立起长期的学术联系，经他的努力，我院已建立了他所建议的免疫学科研方向和科研课题，并获得了国际科研基金的支持。我院通过派遣人员到周健单位进修、学习，使我们的教师迈出了国门，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本领。他还成功组织了我院医学生和昆士兰大学医学生互换临床实习项目。一些曾经在周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的我院教师，包括国内其他单位的学者，现在都已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在英国Lionel 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周健眼见淘汰的设备和试剂，都比国内先进，他默默地收集起来，并询问Lionel Crawford教授能不能让他带回国。教授听了之后，沉思良久，拍拍周健的肩膀，说：“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三、学问求真
正如张迺衡教授对周健所说的：“知识是没有国界。”周健在知识的海洋里，越走越高，越钻越深，靠的就是求真的能力和精神。
从孙小依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周健从小就有求知欲，特别有钻研精神。
周健小时候很顽皮，经常被邻居“告状”。邻居家新装了一把密码锁，这可是新奇的玩意儿，周健愣是在邻居家门口弄了好几天，终于把锁打开了。邻居自然来告状。他在家里，也是闲不下来，电器几乎都被他拆过。一次，他妈妈好不容易买到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结果下班回来，已经被周健拆了，零部件弄得满地都是。他妈妈气得说不出话，周健很自信：“明天早上我就能装好。”果然，第二天早上，他完璧归赵了。那时候，电视机是稀罕物，周健废寝忘食地组装了一台9寸的电视机，当时，他们家是小院里第一个有电视机的，天天晚上宾客满屋。邻居们回忆起周健，满满的自豪，满满的骄傲。周健钻进实验室就出不来，在同仁们中间是出名的。为了写出博士生论文，他带着一箱方便面和一捆青菜，呆在实验室三个礼拜不出来。最后，漂亮的论文，令导师非常满意。学问求真，自然要有钻研精神，但周健可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主意多，能力强，经常手头有十来个研究项目齐头并进。他有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先设立一个小目标，两三个月能达成的；在小目标之上，再设立一个稍大的目标，一二年能达成的；然后才是大目标……他说这样做，就能时时得到快乐，得到满足，人生也因此充盈而丰满。也正因为周健主意多，不钻牛角尖，他和孙小依才能合成HPV病毒。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病毒研究了几百年，但对它的研究一直进展很慢，从未在实验室中培养成功过，也没有动物模型。HPV病毒很狡猾，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的基因里，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对它的研究受到了限制。孙小依说：“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确实很难，做基础研究还是有进展，有文章可发表，但是对怎么看到这个病毒颗粒真的是束手无策。”夫妻俩习惯在孩子入睡后散步，周健往往走几步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有时孙小依就拿笔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进行试验。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说：“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很好，纯化的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说：“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成了事？能有这么简单？”过了半个月，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在开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孙小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这么简单”。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将合成好的样本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样颗粒合成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个体外合成的病毒样颗粒！这真是惊喜的一刻！”孙小依说，“这真是很幸运，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这是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瞬间，在不经意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突破。”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这个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孙小依说：“我们就用这些HPV病毒样颗粒做动物试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费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俩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乳头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2005年底的一天，制药公司郑重地正式宣布：子宫颈癌疫苗临床试验成功了，疫苗可以正式上市。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亚历山大公主医院，费雷泽为一对少年昆士兰姐妹注射了世界上第一例子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和儿子周子晞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时隔12年，2018年疫苗终于在中国落地。周健在天堂，看到疫苗能挽救千千万万妇女的生命，他也会开心的。”孙小依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