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孔长（1924-2010），浙江温岭市人，内科学教授，曾任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擅长心血管内科和肺心病专业，是浙南内科学领域的探索者、研究者和领路人。1984年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先后于杭州广济医院、浙医大附属一院、二院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等职。1958年，积极响应在温州创办浙江第二医学院的号召，举家南迁。正是在蔡孔长的领导和努力下，肺心病研究室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与肺心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12项课题获省、市级科研进步奖或成果奖，其中《肺心病防治研究》获1978年省科技大会先进集体奖。   大凡有为之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要给蔡孔长贴上一个标签，那就是——儒雅谦和一书生。他的一生，在内科学领域，尤其是肺心病研究、心血管内科诊治等方面勇于探索、潜心研究，为浙南地区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的一生，为人师表、甘为人梯，为浙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他的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浙南地区的患者鞠躬尽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一、主动请缨赴温州

蔡孔长，1924年7月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母亲以祖传的医术为人治疗眼病。作为家中的小儿子，他天资聪颖，受母亲影响，也踏上了学医之路。1942年，他考入前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攻读医学士学位，从此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医学生涯。1947年，蔡孔长进入杭州广济医院（浙医二院前身）实习。这是一家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临床工作中所有的病案都用英文书写，查房也通过英语交流。蔡孔长在大学期间学习的外语是德语，中学薄弱的英语底子常常让他感到束手无策、拙于应付。为了攻克语言关，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学英语，经常背单词到凌晨，并放下架子，撕破脸皮，虚心向护士和上级医师们请教，终于熟练掌握了这门语言。1948年8月，蔡孔长毕业进入广济医院内科工作。1952年10月，蔡孔长进入浙一医院工作。其间，他一心扑在了医疗事业上，潜心学习，逐渐锻炼成具备独立诊治疑难内科病人、进行内科教学和科研的一名内科临床医生，为他日后在内科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医院离他的住所仅5分钟的自行车路程，可蔡孔长却甚少回家住宿。甚至有一次连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昏倒在厕所里，他也仅仅住院治疗一周后就恢复了上班。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搞科研，每年至少发表一篇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他连年被评为医院甲等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市的先进工作者。1998年4月，蔡孔长在温州医学院为学生做讲座时也曾提到过这段经历，并认为无论工作和学习都要“全身心投入，默默地干，不骄不躁”，搞科研一定要“自己有一股钻劲，不管如何困难都不能松动”。1958年，浙江省委批准由卫生厅、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抽调浙江医学院教师在温州创办浙江第二医学院。当时，蔡孔长是浙江医学院老师中主要业务骨干之一，也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原本并未列入赴温教职工名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蔡孔长怀着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所有力量的朴素想法，“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完全是自觉自愿”找到学校党委领导，表明了自己赴温州的决心，表示“宁愿多吃点苦，宁愿放弃工作条件好的浙医大和生活条件好的西子湖畔”，也要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因为工作变动，他举家南迁，甚至动员岳父母也放弃他们的祖居和杭州户口，一起来到了温州。1998年，他在讲座中谈及此事时，用了“绝不后悔”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当年的这个决定。蔡孔长来温以后，作为温州医学院内科住院总医师，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学校筹建和内科学的教学研究中。1963年，他被温州地委任命为温州医学院内科学教研室主任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学校初创时期，科研条件差，专业书籍少，蔡孔长利用自己的关系，多次跑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朋友处借回书籍供教学使用。1956年，蔡孔长就开始将心血管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为此，他不断学习、研究，还于1960年来到当时国内较先成立心内科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并有幸在陶寿淇、陈灏珠等我国当代著名的心脏病学家的亲自指导下工作和学习。据蔡孔长的长子蔡一非回忆：“父亲烟不抽、酒不喝，除了爱工作，就是爱学习。20世纪60年代他到上海中山医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回来，就带书给我们几个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科学书籍和一些历史书籍。”

二、肺心病研究国内领先

蔡孔长是温州心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先行者和领路人。从上海进修回温后，他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心血管专科医师，在科室内部建立了三级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制度，萌发了在温创建心血管病治疗专业组的想法。1970年，心血管专业组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立，时任内科主任的他兼任心血管专业组组长。作为负责人，蔡孔长承担着挂钩单位的下乡教学任务，经常到瑞安、平阳、苍南等地下乡查房、教学，手把手教会当地医师心包穿刺等技术。市区的市中心医院（原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原市第三人民医院）但凡碰到心血管疑难病例，也都请他会诊。作为浙江省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元老级人物，蔡孔长曾任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理事、省心血管学会副主任委员，每年他都会组织地市级、省级大型专业学术会议，对本地心血管疑难病例的诊治水平的提高，以及心血管专科医师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为筹建温州市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当时已年近70的蔡孔长还多次亲自过问，不辞辛劳，奔走忙碌，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地为温州医疗事业的发展无私奉献着。谈及蔡孔长的“江湖地位”，他的学生、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张怀勤教授这样描述：“蔡老师退休很多年，我每次外出开会，碰到领域内包括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陈灏珠院士等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总会提起蔡老师，让我代转问候。”蔡孔长在肺心病研究领域，身挑重担用开拓，潜心科研出成果。1978年，温州医学院建立了眼科光学研究室、肺心病研究室、儿科研究室等三个校级研究室，学校党委任命蔡孔长为肺心病研究室主任、蒋仲荪任副主任，并配置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血气分析仪、肺功能仪、超声心动图等设备。那段时间，研究室成员的工作既有临床防止，又有基础理论研究。他们与市医科所写作，赴天台、黄岩、平阳、玉环等地和温州市郊为59000余成人农民作慢性支气管类并肺心病普查，并调查了市陶瓷系统厂矿、平阳矾矿、武义萤石矿、温岭石矿共2655人次矽尘作业工人矽肺和矽肺肺心病情况。正是在蔡孔长等老一辈专家的领导和努力下，肺心病研究室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与肺心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在任期间，有12项课题获省、市级科研进步奖或成果奖。《肺心病防治研究》获1978年省科技大会先进集体奖。有关专家肯定了他们的成绩，认为肺阻抗血流图的基础理论与临床研究在当时“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于右心基本功能实验和临床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完成国家“七五”重点课题《慢性缺氧对肺动脉高压发生发展及对心功能的影响》。首先建立了慢性缺氧高二氧化碳性的肺动脉高压模型，并一直沿用至今，为温州医学院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蔡孔长个人为温州医学院肺心病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温州医学院肺心病研究室主任龚永生教授的评价是：“蔡教授当年创建肺心病研究室时，就特别注重临床一线工作、基础研究与仪器设备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个理念给研究人员带来更多思想火花，该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同时，蔡教授在肺心病研究领域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作为全国肺心病协作组副组长，他个人的声望为温州医学院肺心病研究室在全国创知名度方面打下了基础。”1984年，组织上任命蔡孔长为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他深深感受到自己身上所挑的单子是多么沉重，责任是多么重大。在一次全院职工大会上，他向广大职工发誓，要努力带领全院职工干好这番事业，不管付出多少辛苦，付出多少代价，“即使自己身上丢了10斤肉，也在所不惜！”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任期间，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医院各项制度指标逐渐走向规范，成为名副其实的三甲医院。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他还坚持每周半天的主任医师查房，指导科室医师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在勤勉工作，呕心沥血于临床与科研的同时，蔡孔长还把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用于传授同行、培养人才上，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大批内科学专业人才，其中硕士研究生25名。“我是在蔡老师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辈子都受他深深的影响。”张怀勤教授谈及恩师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上世纪七十年代，张怀勤就读于温州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当蔡孔长得知他打算报考浙江大学研究生时，亲自致电浙江大学的楼福庆教授，大力举荐这位才思敏捷、极有医学天赋的学生。张怀勤到浙江大学读研期间，每逢寒暑假回温，好学的他总是揣着问题跑去温州医学院请教蔡老师。蔡孔长从来不吝惜自己的时间，总是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他，并悉心指导他完成毕业课题设计“动脉粥硬化机制研究血凝血栓指标”。1982年，惜才的蔡孔长又写信给张怀勤，希望他学成后回温工作，为家乡的卫生事业做贡献。

三、心里装的都是病患

蔡孔长是一位冲锋在前的一线“干将”。尽管这位干将有实力，有能力，有成绩，有贡献，从医50余载，为之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但为人却温文尔雅、谦和得体，在师友、学生眼里，在同事、病患心中，他是一个再温和不过的人。蔡孔长是位儒雅的学者，生活简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总是彬彬有礼，从来没有严厉地批评过身边的同事下属和学生，对病人更是态度温和可亲。他总是教导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和学生，不要乱开药，在同类有效药物中，尽量选择最便宜的药物治疗。他还要求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历练内功，打好基础，要多依靠自身扎实的业务知识作诊断，不要随意给病人做无谓的检查。对于生活，蔡孔长保持艰苦朴素的风格。蔡一非回忆：“父亲在杭州工作时，我家居住在浙江医学院宽敞明亮的职工宿舍，周边环境也很安静。搬到温州第一年，全家蜗居在松台山下基督教堂旁边的一座破房子里，一个大开间用木板隔成很多小房间，房屋顶部相通，隔音效果很差。1960年，全家迁居至谢池巷居士林。不仅生活条件艰苦，气氛还很紧张，台湾飞机经常飞过来，全市还拉警报。可父亲对此却安之若素，没有怨言。”在艰苦的生活里，蔡孔长在医学领域前进的脚步永不止歇。他的学生、前卫生厅副厅长喻华芝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下乡到工厂，去观察矽肺工人的肺功能障碍，还要和正常人的做比较。我们当时的条件很差，晚上是睡在那里，跳蚤很多。白天我们用棉球沾着‘敌敌畏’，再把棉球放到玻璃小罐里来堵住这个白大褂袖子的锁紧口，用来熏跑跳蚤。晚上的时候是睡在稻草上，席子垫下面。睡到半夜实在不行了，大家集体把被子一掀，然后用手指沾着口水‘啪啪’地去把跳蚤捏死。当时条件是很艰苦，但是我们科研也照样做，困难阻止不了我们的脚步！”在朴素的生活里，蔡孔长对病患实可谓医者仁心。据龚永生教授回忆：“1986年清明节前后，我们到温岭下乡义诊，天气异常寒冷，下起了大雪。来看病的群众源源不断，我们生着火炉一直工作到深夜。蔡教授临床经验丰富，对患者态度又极好，在患者心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无论工作多么劳累，只要还有一位病人在等，他都会坚持看完，悉心诊疗。”心系病患，心系医学，蔡孔长总是这么任劳任怨。蔡一非回顾父亲的生平，至今仍唏嘘不止：“父亲的诊疗技术，连上海医师都信得过。当年诊疗仪器缺乏，很多时候都是凭经验诊断，只要病患说是蔡医生介绍过来的，上海医师都认可。父亲心里装的都是病患。当时我家住在医院附近的谢池巷，没有电话，一旦有病人需要会诊，工友来喊一声，父亲即使在半夜也会立刻起床前往。”1994年，70岁的蔡孔长正式退休。孩子们劝他，年纪大了，就在家里休养，可他总说：知识如果不更新就要老化了。闲不住的他仍然每周都要到科室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和查房。在病例讨论中，他经常提醒年轻医师要注重临床基本技能的培训，不要完全依赖于日益进步的现代化仪器，不要开大药方，要关心来自农村的贫苦病人。蔡孔长优良的医德医风，给年轻的心内科医师留下了永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