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礼(1915-2012),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人。浙江省外科界名教授之一,浙江省肿瘤外科的开创者。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参议员,曾担任温州医学院院长。1915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墅镇一个乡村教员之家。少年时代，苏南地区浓重的人文积淀、读书人家清贫生活和严格庭训的熏陶和磨砺，使得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念深植于这位乡间学子的心中。在这个家庭中，先是长子成了医生，那就是钱礼的哥哥、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重庆医学院院长钱悳教授（1906~2006）；受他的影响和资助，钱礼随后也走上了习医的道路。一个清贫的乡村家庭，走出了两位知名的医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 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在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工作的60余年间,曾先后编著了八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其中,1973年出版的《腹部外科学》一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外科医生,原卫生部部长黄洁夫称之为“枕边书”,是临床外科学中不可多得的巨著。 他是医学界的巨匠，为外科临床鞠躬尽瘁，他的著作影响过中国一代外科医生，他的学识和气度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临床医生；他是严师，在讲坛辛勤耕耘，他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又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他也是勇士，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还经常慷慨解囊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他，就是钱礼。
一、开创我省肿瘤外科
求学于上海医学院后，钱礼在日寇侵华战乱中长期颠沛流离、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接受了当时上海医学院一批我国最优秀的现代医学教育开山大师们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训练。母校“尊重科学、尊重患者”的校风逐渐培养了他行医和治学的操守，也使他形成了受益终身的奋斗不息的个人特质。特别是父亲一家有兄嫂姐妹四人同时惨遭日寇杀害，国恨家仇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强烈的正义感。毕业后，在重庆、贵阳和南京中央医院的实践，使钱礼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腹部外科的各种经典手术。1949年初他受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外科副教授、外科主任。1951年原浙江医学院与浙大医学院因院系调整合并为新的浙江医学院，他被调入由被浙江医学院附属二院（前身为广济医院），仍任外科主任。后来，他又任外科总论教研组主任，与领导浙医其他三个外科教研组的主任余文光、朱焱、石华玉一起被称为浙江省外科界的四大名教授。钱礼又是浙江省肿瘤外科的开创者。1956年，浙医外科总论教研组确定把肿瘤外科作为临床专业方向。钱礼教授把人才培养作为创立肿瘤科的筹备重心，不仅自己亲自去天津进修，而且分派全教研组的同事去上海、北京等地开设不久的肿瘤专业单位进修。很快，有临床肿瘤、病理和放疗专业的肿瘤科在浙医二院建立起来了。当年这些年轻有为的科室成员后来都成了蜚声国内外、省内外的肿瘤外科专家，国内最早的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就是在二院肿瘤科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8年秋，钱礼奉调前往新创建的温州医学院工作，也就此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科室、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肿瘤外科专业，走向新的事业。1958年钱礼来到温州医学院，在温工作长达26年。1983年又调回浙医大附属二院。1993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 “暂缓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因此他一直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部在职教授，直至逝世。
二、写就等身著作
《钱礼腹部外科学》长达939页，是临床外科学中不可多得的巨著，秉承着钱礼于1973年出版的《腹部外科学》原书风格，体现着钱礼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由我国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著名外科学专家所编著。翻开这本厚重的大书，字里行间无不渗透出一位为人勤勉、学术钻研、技能高超的外科学专家不朽之精神。老子在《道德经》里有言：“死而不亡者寿。”人固有一死，但精神可以不朽，而钱礼的不朽之精神，恰恰就体现在这部恢宏的专著中。1958年秋，钱礼奉调来温州参加创办温州医学院，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调动，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医疗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当时大部分基层医院外科业务主要在腹部外科，便毅然将自己的业务重点转到腹部外科，并不倦地在这个领域中探索、思考和总结，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他的带领之下，温医附属医院普外科的业务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钱礼一生都在为医学事业奉献着。据统计，在他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工作的60余年间，先后编着《腹部外科学》、《乳房疾病》、《甲状腺疾病》、《现代普通外科》等八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计600余万字。而《腹部外科学》是钱礼伏案6年所著，厚厚的130万字均是他自己一字一句凝练而成；为了绘就数百幅插图，他经常与当时还是小青年的温州著名书画家林剑丹切磋构思、反复修改，一点一滴琢磨而出。该书作为我国腹部外科领域出版较早的专着之一，影响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外科医生。“当时，国内腹部外科专着几乎空白，父亲一直都有填补这个空白的志向。”钱礼的长子钱元诚说。他至今仍然记得父亲在温州工作，常常是乘了十几小时车清晨从杭州家里出发是天还不亮，晚上到温州时天已尽黑，稍微吃点东西，马上就又开始写作了。据当时钱礼的邻居，现浙江省医学会名誉会长张承烈回忆：“钱礼教授一般不出房门，就在他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我没有看过他的书稿和英文资料，也看不懂，但从书稿的图谱上我知道他写的是《腹部外科学》、《乳房疾病》和《甲状腺疾病》。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跑进跑出都看他在写书，夏天没有空调，他打赤膊，一边扇扇子一边写，在那种‘知识不值钱’的年代，同时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中，他还要撰稿出书，实在难能可贵！他从来不打扑克、不喝酒，一心钻研业务，‘文革’中好多医生都灰心丧气，但是钱礼教授常和他们讲，要趁年轻多读点书，不要等到出了医疗事故再来找他。”钱礼的同事钮家淇回忆：“在‘文革’期间，钱教授也不免戴上了牛鬼蛇神‘桂冠，排列在‘臭老九’之列，外科主任靠了边，责任担子轻了；关进了‘牛棚’，但晚上可以回家（他一人在温州，所谓家也只有他一人）。这恰恰赋予他一个清净环境和坦荡心境。这段期间，他奋笔疾书，抽闲就写，反而有点时间不够用，时不我待。在‘文革’的几年中，他完成了百余万字的巨著《腹部外科学》。后来学医的学生都知道温州医学院有个外科教授钱礼，他出版过一本非常实用而又非常受欢迎的腹部外科参考书，蜚声医学界，对青年学生十分有帮助。”对此，钱礼本人这样说过：“写书有一种快感，把自己的独到心得倾吐出来，把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该是何其痛快！”
写就等身著作，非常人之所能，诚如钮家淇所言：“钱教授是原上海医学院的高材生，经专家指导，加以家学渊源深厚，医学基础知识和语文基础都非常厚实。”钱礼钟爱医学。“父亲一生中从未停止过对医学的探索。1983年从温州医学院院长任上调回到杭州开始，他坚持在杭城各大医院外科查房，组织和指导医生们讨论疑难病例，然后总结出一些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共识，去指导更多的临床医生。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2003年。”钱元诚还回想起80多岁的父亲到美国看望自己的那段日子，不由得感慨万千，“父亲说是去探亲，其实倒更像是去看书。老爷子一到美国就钻进图书馆，拼命看那些英文医学原著，看到有些重要知识点时，还非得复印下来带回国不可。”丰厚的知识、钻研的精神、学习的态度、扎实的基础，钱礼一生对医学的满腔热爱和追求就浓缩在他的煌煌巨著之中，就体现在那字里行间。留下桃李芬芳钱礼和同事们在温州南门外的一大片水田中白手起家，创办起浙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府——温州医学院。先后讲授《外科学总论》和《外科学》等课程数十年，他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钱礼在1979~1983年间担任温州医学院院长。当时“十年动乱”刚结束，针对学校百废待兴的状况，他意识到，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乃是刻不容缓、重中之重的历史责任。于是，接任初始就解放思想、力排众议、重拳出击、冲破种种阻力，坚决整顿教学秩序，精心组织优秀教学骨干；并且以鲜明的风格在院内开展了端正办学思想、明确教学方向和完善课程设置的讨论和变革，迅速而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983年、1984年连续两年温州医学院在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专业知识统考中名列前三，极大地鼓舞了温医人不甘平凡、敢为人先的信心。钱礼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回忆起这位老师时，仿佛那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三、大树成荫
“父亲在专业上要求非常严格，不少学生都有些怕他。但他私下里又很风趣幽默，后来有很多学生其实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温州医学院工作过的钱元诚脑海里还保留着很多对父亲的记忆。原温州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张启瑜是钱礼的研究生，他总结出钱先生的讲课有两大特点：一是讲课通俗易懂，不带讲稿。他吃准应该给学生们讲什么，思路很清楚，备课很认真。二是肢体语言非常丰富。从教室门口进来，就让人耳目一新，有时候上一百四十来人的大课，哪个学生开小差他都一清二楚，会丢粉笔头。“每一届学生都对钱先生印象深刻，他就像老人在你面前讲故事，徐徐道来，由浅入深。作为他的研究生，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吃进去，消化掉，吐出来。他严起来很不得了，批评人时，不能回话。但他一旦发现批评有误，他又会虚心向学生道歉。”张启瑜回忆道。张承烈对钱礼当年讲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钱礼教授上课通常是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一支教鞭，从来不带讲稿，却讲得头头是道，层次条理非常清晰。下面听讲的医生十分专注，每场必到。钱礼教授讲课的姿势是双手搭在胸前，或插在裤袋里，讲得激动时还要下面医生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每次讲座都有一个主题，讲课时间基本一个半小时，还允许听课的医生提问，他当场解答。听他讲课不光是增加临床知识，更是一种‘享受’。我后来给中医学院的青年教师打了个比喻，钱礼教授讲课像评弹演员，‘自弹自唱’能吸引台下几百个观众，这就是教书的技巧。”施红旗是温州医学院外科教授、附属一院外科主任医师，虽然1983年分配到医院不久，钱礼离开温州回杭州工作，但他一直在钱礼亲自创建的科室工作，并受到钱礼的谆谆教导，他对钱礼的评价是——诲人不倦、大师风范。“1884年3月，恰逢钱礼教授编著的《腹部外科学》第二版出版之际，我们普外科的每位医师都荣幸地获得了这本专著，我们年轻医师特别崇拜钱礼教授，得到他的专著荣获至宝，都把该书作为案头必备书，反复拜读，奉为腹部外科学入门的‘圣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批普外科医师都是在钱礼教授的《腹部外科学》熏陶下不断成长的。”红旗仍然记得第一次认识钱礼是在1885年的浙江省外科年会上，钱礼当时在会上对外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对浙江省外科学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点评。会议期间，钱礼还谆谆告诫温州的参会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了，但文化建设不能放松，特别是医学事业要更上一层楼，不要往‘钱’看，而应向‘前’看！”并勉励大家要多读书，多写论文，多参加学术会议。钱礼时时刻刻关心着学生，爱护着学生，帮助着学生。在他年近九旬之际，还在《临床误诊误治》2004年5月第5期上发表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退出医坛后对青年医师的几点期望》一文。他在该文中“对青年医师说几句心里话，希望青年医师能从中得些实益，有利于自己的成长，更好地为病患服务”。他坦言：“无论青年医师还是著名专家在发表论文和专著中，论及某种病例时应对其过去的错误观点有自我否定的勇气，或不再重唱老调，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乃明智之举。而对自己的临床实践或科研成果作报道时，必须实事求是，切不可妄加夸大，乃至弄虚作假，自欺欺人。此乃欺世盗名，图谋私利，有昧天地良心之事，非学者之为。” 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前辈、老专家和老学者，在他颐养天年之时，却仍然时刻关心青年医师的成长，关心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有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这充分体现出钱礼“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家风范。
四、铸就一腔衷肠
在儿女们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位视医学为生命的人，他不但自己献身医学，而且希望自己的后辈们都能热爱医学，从事与医学相关的工作。“每逢过年过节，我们要是送补品或其他礼物，他一概不收。但要是儿孙们送来自己发表的作品，他就会爱不释手，平日里一遍遍翻看，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就拿出来讨论。”长女钱元俭说。钱礼年轻时，儒雅倜傥、英俊帅气，这位潜心研究医学的老教授曾经是一个“文艺潮人”。“父亲是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接触的都是当时国内比较时髦的东西。滑着四个轮子的旱冰鞋去上课、偶尔在校园里拉拉小提琴。”钱元诚说，“早年他去学校给学生上课时，经常是骑着当时非常稀罕的摩托车去的。年底医院里开联欢会，他还上台演话剧，有一次演的还是穿着皮夹克的特务。”钱礼是个绝对的文化人，但在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隐藏这一颗赤热的心。 
钱礼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参议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至今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4月的全国人大七届二次全会上突然发生的一幕：在一次全体大会进入发言程序后，他第一个举手起立发言，对在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中没有安排西医界委员提出质疑，这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一举动当时令收看大会电视直播的家人和许多熟识的朋友、同事都惊呆了，并在一时间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对此他回应说：“我所考虑的只是国家的利益，别的并未多想”。从钱礼的临床实践和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学术思想的脉络。他特别强调医生要立足于病人的实际情况，掌握好“探求真相专注细致、鉴别诊断切中要点和处理问题辩证思考”的三个环节；尤其强调外科治疗必须保证病人当前安全又照顾到远期效果，这些“一切从病人的实际出发”的论述体现了他学术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他反复强调外科医生应具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合乎逻辑的辩证思考、遵循原则又重视细节、规范处置又善于应变，等等，这些论述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术素养和思维艺术的丰富内涵。我们看到，他通过创造性劳动所形成的学术思想恰与20世纪90年代后提出的“循证医学”的要义高度契合，因而在我国外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争鸣在中国常常被蒙上政治色彩。在学术上讲真话，会有可能引起麻烦甚至招来灭顶之灾。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真理、纠正谬误，不仅要有辨别真假的能力，更需要有敢讲真话的道德勇气。钱礼在学术上不唯上，不唯洋，他是一位敢于讲真话的典范。今天，在学术上讲真话已经不会再有政治上的风险，但是，担心是否会因此冒犯一些“权威”或可能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同样拷问着每一位学者的良心。钱礼的忠肝义胆，不仅体现在心爱的学问上，也同样体现在生活之中。花甲之年的钱礼与儿子、儿媳一起看完电影回家，路上看见两个小混混抢了一个卖烟小姑娘的烟，他二话没说就追上那两个人，让他们把烟还给小姑娘。到了钱礼年近九旬，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仍然继续着。“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报纸和电视新闻。一看到哪个地方受灾了，他就捐款。像之前的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他得知消息后立马给有关单位打电话要捐款。”钱元诚介绍说。据一位叫潘维奇的工作人员介绍，钱礼一直在捐款，少则5000元，多则几万元，钱礼生命中最后十年仅向杭州市红十字会就捐了七八万。斯人已逝，高标犹存。今天现代医学的惊人发展，似乎使得钱礼一些精彩的具体论述不再像当年那样被人们关注了。但是，他所提出的对外科医生乃至任何临床医生的一系列原则要求，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再先进的计算机程序也不能取代医生头脑的分析，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永远是做个好医生的基本素养，也是患者对医生们的要求。这也是钱礼学术思想最有价值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