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起霞（1914-2000），浙江温州人。先后担任温州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温州卫生学校校长、温州雪山疗养院院长以及温州医学院副院长，为温州医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系八年制本科。学成回温，参加过青年抗日战时救护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英士大学医学院执教，后又被聘为温州白累德医院院长。1958年，筹建浙江第二医学院（后因校址所在地更名为温州医学院）时期，温州卫生学校暂时为筹建工作提供硬件支持。作为主要负责人，汪起霞为医院的筹建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医学院，他教授《内科学》和《传染病学》，还教授研究生德语和英语，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教学和管理工作。2000年，汪起霞以86岁高龄离世，但先生的风范，依然长存。那个年代的先生，做得多，说得少；奉献得多，索取得少。他们犹如大山，鼎立在那里，虽然默默无言，但又千姿百态，令后辈高山仰止。随着采访的深入，越走近他们，就越为他们所感动。温州医科大学（原温州医学院）能有今天辉煌的成就，温州的医学能有今天骄人的成绩，离不开这些老先生默默的付出，是他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是他们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汪起霞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的一生，实可谓“兢兢业业，为人表率”。

一、参与温医创建

汪起霞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系八年制本科，和著名外科医学家裘法祖是同班同学。在大学期间，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也十分突出。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他一生保持着勤勉认真的学习习惯，直到晚年，他仍然每天坚持学习外语、阅读外文医学书籍。学成回到温州后，汪起霞思想进步，参加过青年抗日战时救护团。温州沦陷，他当时在平阳水头一带独立行医，被游击队请去看病，参加了革命工作。凭借着扎实的医学功底，汪起霞曾在英士大学医学院执教，后又被聘为温州白累德医院院长。在白累德医院，他每天上班前都要认真详细制定查房计划和要求，并周密安排计划当日的工作内容。在此期间，他以精湛的医术，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凭借着扎实的医学功底，汪起霞曾在英士大学医学院执教，后又被聘为温州白累德医院院长。在白累德医院，他每天上班前都要认真详细制定查房计划和要求，并周密安排计划当日的工作内容。在此期间，他以精湛的医术，成为著名的内科医生。据高级讲师、原温州卫生学校副校长钱淑云回忆：“1958年6月，温州地委向省委报告，决定由温州地委宣传部长董锐、温州卫生学校校长汪起霞、党支部书记黄连泰负责温州方面的筹备工作。为此温州卫生学校动员全体教职员工，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协作精神，将困难留给自己，提供一切条件，积极支持温州医学院创办。首先，遵照地委指示，成立学院党委会，统一领导工作，实行两校行政机构合并（两块牌子，一个班子）；第二，为保证医学院当年招收新生的需要，决定减少卫校当年招生数量，并暂时缓招护士专业；第三，院校各学科合并，建立十四个教研组，并各按院校的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进行授课和实验。卫校部分课程由医学院教师讲授，医学院有的课程也由卫校老师协助指导实验，临床教师均下到温州第一医院参加临床工作；第四，统一安排使用卫校原有的办公用房、教室、实验室、教学仪器、图书、学生宿舍、饭厅食堂等，并尽量照顾医学院教学的需要。两校教职员工不分你我，团结协作，同甘共苦，克服在办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学院胜利完成了两年在卫校办学的初创任务。”作为主要负责人，汪起霞为医学院的筹建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据他的爱人柯蕴章回忆：“早上五点多他就起床了，先是看书，看完书就去工作，中午大多是十二点以后才回来吃饭，晚上下班了还要在家里继续工作，直到把当天要做的事全部做完才结束。”由于工作原因，汪起霞大部分时间就吃住在学校教工宿舍。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异常简陋，除了床铺外，就是办公的桌椅和书籍。为了方便工作，充分利用时间，他很少回家，甚至连周六周日，有时也经常留在学校宿舍工作。汪起霞做任何事情时间观念都非常强，但对工作却是例外，他向来是早上班，迟下班。后来，他兼任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内科学》和《传染病学》，手把手带领学生做视、触、扣、听等基本操作和临床带教。由于扎实的外语能力和医学临床的基本功，他还要教医学院研究生《德语》和《英语》。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参加医学院校舍的建设，与学生们一起搬运建材，事事亲力亲为。“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印象中很少有假日，周末也是难得陪我们出去玩一趟。”汪起霞的儿子、原附一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汪大望说，“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结束，所以他对我们学习的了解和教导，差不多都是在家里饭桌上进行的。”

二、身体力行传家风

汪起霞一向是秉着严肃谨慎的态度行医、行事。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责任，对病人负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严肃谨慎，是汪起霞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周围人对他的深刻印象。原温州医学院期刊社社长郑俊海，曾经是汪起霞的邻居，回忆起汪起霞，他说：“汪老住在我家楼上，没有官架子，很平易近人。我原来是科研处的，汪老分管这条线。我对他的印象是，做事情非常严肃谨慎。他工作很认真负责，说一句话都做笔记，笔记很详细，经常会翻翻笔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会说话不算数，是自己的责任就承担。”身体力行，是汪起霞做人做事的原则。解放初，为了更好地给病人看病，汪起霞在白累德医院引进了温州第一台X光透视机，并在行政事务及医疗工作之外，不辞劳苦亲自操作机器，为病人透视诊断，为提高临床医疗诊断水平做出贡献。汪起霞的儿媳黄曼丽也是一名医生，曾在永嘉工作过多年。每次回家探亲，一家人没团聚几天，公公汪起霞就催他们回去。因为他知道，在贫困的农村，生了病的村民，真是太需要医生了。在儿子汪大望分配工作时，他曾经交代儿子：“认真学医，善待病人！”这句话不仅是他对儿子的嘱咐，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汪起霞过世前，仍然不忘记交待子女：“从医，一定要兢兢业业；对病人，一定要关怀备至。”这种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他的子女，作为医生的汪大望传承了父亲的品质，几十年来，汪大望不管病人从哪里来，不管病人是否付得起治疗费，不管时间有多迟，他都坚持认真细致为病人看完病。汪大望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多为病人做点实事，做医生就要治病救人。 汪起霞担任市二医院院长时，经常和陈梅豪、郑求是等医学名家聚在一起，讨论医学话题。回到家里，他也常和妻子讨论治病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和新发现，两人有时甚至会为某一病情讨论很久。因此家庭的医学氛围非常浓厚。这样的家庭氛围无形中给子女带来了影响，时至今日，汪大望仍记得父亲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用医术和爱心去为病人服务。汪大望将父亲的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和医务人员，他告诉每一个学生：“仅有医术是不够的，还要有一颗医者之心，这颗心是有‘耐心、仁心、爱心’组成，只有这样，才能认真地对待每个病人，医生和患者之间才会有真正和谐的关系。”言传身教，是汪起霞卓越无形的品质。汪大望印象中的父亲，虽然忙碌于工作，但对子女的教育却一刻也不放松。汪起霞教育子女要生活俭朴、学习努力、专业精通。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基础开始，然后做到精益求精。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汪起霞被关进牛棚，尽管成为“臭老九”，汪起霞还是这样告诫子女：“书还是要好好念，学医还是有用处的，外语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他相信国家一定会用到知识。 汪大望说：“父亲平时的话并不多，他没有像道德家那样只会说教，而是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染我们。”有一次，汪大望做了错事，父亲没有马上对儿子发怒，而是把他叫进了书房，柔言细语地为他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耐心引导他认清自己的错误。这种和风细雨般的教育方式，让子女倍感父亲的关爱，也更懂得了为人之道。“父亲就是轻轻地讲，要你重重地听，因势利导，实在是润物细无声。”汪大望从此更尊敬、钦佩自己的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汪起霞的五个子女都很优秀，一个考上了北大，两个考上了浙大，一个考上了温医，只有一个女儿，因为时代的原因下了乡。尽管汪起霞离世多年，子女们对自己父亲的教诲依然记忆犹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汪起霞就发现温州在内分泌学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时，就自行购置了大量内分泌学外文专著自己进行研读，后受动乱年代的影响，研究被搁浅了。后来汪起霞将他收集的内分泌学书籍交给了从医的汪大望，要求他苦研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汪大望说：“父亲在买书、订购医学杂志这件事上从不犹豫吝惜，现在家里还有几本他买的关于内分泌学的英文版著作以作留念。我走上从医之路，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很重要的因素。”

三、淡泊名利医者心

汪起霞在温州医学领域很有名气，但在生活中却并不看重物质名利。他去世时，整个家里可以说是非常简朴。家中没有多余的摆设，家具陈旧简单，房间里除了大量医学类的书刊及有关书报外，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个人的一生积蓄只有三万五千元。<img data-src="./images/personage/汪起霞/图片69.png" alt="" class="jsonImg" lazy-load'="" src="http://110.42.203.210:8060/wmupub/placeholder.jpg" style="margin: 0px 15px 15px 0px; padding: 0px; display: inline-block; border: none; vertical-align: middle; float: left; width: 450px;">汪大望回忆父亲的生活：“他一双皮手套用了30多年，一个公文包用到退休后，也有将近40年了。”汪起霞有一件睡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一直伴随到临终。这件睡袍穿到最后都打了多个补丁，但是汪起霞仍舍不得扔掉。他不仅对这件睡袍舍不得扔，对其他物品也很是珍惜。他的一双皮鞋，已经有多条裂痕，但是他仍一直都穿着并擦得整洁干净；衣柜里仅有的几件衣服，也是伴随了他十几年，衬衫、布袜都打了补丁。 虽然汪起霞在物质上并没有留下多少东西给子女，但是他却将许多精神财富留给他们。汪大望说起父亲：“他是严父，也是慈父，给我们更多的是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在他的生活中，不存在‘腐败’二字。他医术高明，待人谦和，很多人慕名而来求医，但父亲他从不收礼，有些病人放了东西就走，父亲都坚持让我原物送还。”有一次，邻居来找汪起霞看病，病好后，邻居就拿了一条中华香烟送给他，见他不收，放下香烟就走了。当晚，汪起霞就让儿子把香烟送还给邻居。在带领学生下乡义诊、劳动时，他也是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没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 汪起霞不仅自己艰苦朴素，而且要求子女从小培养这样的良好作风。20世纪60年代，他的工资在当时算是很高，但给子女的零用钱却很少，他希望子女靠实力奋斗，做学问尤其要踏踏实实。他不仅在生活中保持节俭清廉，而且在工作中，更是一心为公。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对医院、学校的经费，从来都是严格控制，不乱花一分钱。对公对私更无侵占，收受一分钱。在他过世后多年，与他一起共事过的同事提到他时，仍经常用两袖清风来赞誉他。汪起霞一生廉洁、秉公办事，涉及到家里的事情，都自觉回避，没有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谋过一丝利益，就连自己子女的出路也是靠子女自己的努力争取过来的。十几年来，汪起霞曾一度身兼三职，忙碌于工作与家庭之间，一辆旧自行车伴随了他多年。后来学校考虑到该为老一批教授、领导配专车接送时，他也未曾提过要求，公车从来不开到家门口，并从未利用方便让家人坐过一次公车。当年汪大望考取温州医学院时，是医学院的招考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汪起霞，他的儿子以高分考取了温州医学院，还跟汪起霞开玩笑说，为什么都没听他说起过。直到子女们毕业工作，汪起霞也没有利用过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取过任何利益。“不为名，不为利”，汪起霞逝世时，除了诸多工作笔记和大量书籍外，留给后辈们更多的是一身的才识和高风亮节处世的精神财富。 虽然因为从事行政工作，汪起霞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但他从无怨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他在职时就预感到医学院的发展需要再建一座新的附属医院，在他的努力下，创建了“白求恩门诊部”，为附二医的创办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的一生，不论是作为医者，还是作为领导，都是兢兢业业、为人表率。他为温州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无索取，功成身退后，也从不向人提及，对名利地位他是淡然处之。如今，故人已去，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