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维松:首批带队赴温州
  • 王维松(1902-1985),生于山东省福山县王家村。解剖学教授。曾任浙江医学院工会主席、温州医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浙江省解剖学协会会长。1918年至1928年在家乡任中小学教师。193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后,任杭州铁路医院任医师,1938年任山东医专教授。1947年任浙江医专(浙江医学院前身)教授、解剖科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教授。1958年9月,率领浙江医学院首批老师来到温州,参与筹建温州医学院,并任副院长,直至1971年离休。精通英、德、日、法等四国文字,带领温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教师剖制了大量标本,建立了解剖标本教学室。编绘出版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上、中、下三集)一书,填补了我国人体解剖彩色图谱空白。1954年当选为杭州市人民代表,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中央领导接见。1962年当选为温州市政协委员。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的温州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于2013年11月落成,如今它不仅是医大学生的实践基地,而且对外开放,接待了数万人次的游客,成为对全市中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场所。 一踏进人体科学馆,迎面就看到墙上嵌着一行恩格斯的名言: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馆内大厅里竖立着几块宣传屏,分别展示了解剖教研室历史、人体科学馆简史以及王维松教授的简介——原来,今天气派堂皇的人体科学馆就是在当年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筚路蓝缕,夯实基础的领头人正是王维松。橱窗里还展示着王维松教授画于1958年的手绘解剖挂图:一幅黑白,两幅彩色,臀部及股后部深层神经、腹部盆腔及鼠蹊部淋巴腺与淋巴管、头颈部浅表神经血管。如树杈般纵横交错的神经、如溪流般曲折绵延的血管、如纤维般条缕密实的肌肉——它们是科学的挂图,却也是艺术的呈现。 一本厚厚的大书,翻开在378页,也静静地躺在橱窗里。书页上绘着“脉管24、心的血管”,褐色的管状主动脉粗壮向上,蓝色的细密静脉如枝丫般伸展。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中国第一本彩色解剖图谱——这本《人体解剖学图谱》同样出自王维松的手笔。

    中国第一本彩色解刨图谱

    一、医学教授侠肝义胆

    1902年的初秋,王维松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王家村。讲起王家的历史,曾多次回到山东寻根问祖的王维松之子王曙,描述得绘声绘色:我爷爷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经营着三亩半的土地,在家中开了一个酿酒的小作坊。他酿的好酒十里八村闻名,号称“东桥酒家”(我爷爷大名叫王东桥),由于酒好,惹得不少酒客老远赶来沽酒或痛饮。爷爷生性豪爽,穷人来到酒铺喝完酒一拍屁股走人分文不取,老财乡绅来到酒铺,对不起分文不少。人高马大又会一些拳脚的爷爷,为此结交了不少朋友,同时也得罪了不少有权势的人。我奶奶是一个裹着三寸金莲的典型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名号,一直到去世户口本上还是写着“王氏”。16岁那年生了我父亲,由于是在分娩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境中一个男孩走进家门,于是就给父亲取了一个“梦生”的乳名,后来又生了我的四个姑姑,我父亲成了家中的宠儿。别看奶奶外表纤弱,却生性刚烈,那年山上的土匪常常到村里祸害百姓,乡里给家家户户发了土制的手榴弹以防不测。一天夜里,土匪又进村了,家家户户吓得房门紧闭,不敢吱声,唯独我奶奶用她那三寸金莲的小脚颤颤地爬上房顶,楞是将二十几枚土雷一口气向土匪抛去,炸得土匪蒙头转向,抱头鼠窜,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踏进王家村半步。奶奶的勇敢传遍乡镇,乡里还发给奶奶一面锦旗:“抗匪巾帼”。在这样的环境中备受宠爱的王维松,长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少年。虽然他开酒坊的父亲要求他经商,但他还是执拗地选择了读书、教书。1918年至1928年,他在家乡当了十年中小学教师。为了进一步求学,26岁的王维松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入了同济医专。离家千万里,穷学生的日子过得极为拮据,有时候竟然身无分文,每天只能吃一餐。一度还差点辍学。幸亏他的老同学于寿民得知情况后资助了他24块大洋,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王维松读书更加刻苦,努力掌握了英、日、德、法等四种语言文字,成为学校的学习尖子,最后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医科学业。1937年毕业后在学校老师的推荐下,南下杭州,任杭州铁路医院的医师。一年后,出任山东医专教授。说是山东医专,其实王维松并没能回到老家。1937年由于日军侵略,山东医专被迫举校流亡到贵州继续进行教学,后来迁校于四川万县。在最困难的时候,王维松来到山东医专任教解剖学。当时教学条件很差,但他对学生很认真,编写教材,在没有解剖标本的条件下就用狗制作标本,使学生掌握解剖学的知识。抗战胜利后,王维松带领全家回到杭州,进入浙江医专(浙江医学院前身)继续任教解剖学。1947年起任浙江医专教授、解剖科主任。他对当时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极为不满,1948年,国民党迫害浙江大学学生于之三。为营救于之三,他和进步师生们一起参加了罢教罢课等抗议行动。 儒雅的医学教授王维松,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父辈母辈热情侠义的基因,青年时代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1928年在烟台,因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而屡遭迫害,“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并和同学们一起赴南京请愿。在山东医专任教时毅然拒绝校长要他向学生作反苏、反共的报告,被反动当局认为左倾分子而被迫辞职。在浙江医专,他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以全家性命保释进步学生出狱。王曙还记得,杭州解放前夕,他家客厅门后,父亲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大头针和红纸做了许许多多的小红旗,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地方和城市,父亲就会插上一面小红旗。经常全家聚在地图前,望着那密密麻麻插着红旗的地图,聆听眉飞色舞的父亲讲述未来的希望。

    二、画出艰难的第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维松迎来了教学研究的春天。陈列在人体科学馆里的《人体解剖学图谱》就是他1950年着手进行绘制的。人体解剖学是一门既严谨又枯燥的医学基础课程,是医学打地基的学科。身为浙江医学院解剖学教授、解剖教研室主任,王维松想了各种办法,希望学生能学好这门基础课。他亲自动手制作人体标本,编写新教材,在学校里改建人体标本室。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和深刻地了解人体肌肉、血管、神经的结构,他决定画出《人体解剖学图谱》。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幸亏他有个好帮手——毕业于浙江美专的妻子张鹏霄,潘天寿的弟子,有扎实的绘画基础和国画才能。王维松先打好草稿,编辑好文字,再由妻子一幅幅地绘制。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理想,张鹏霄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在家中绘制图谱。因为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那段时间家里经济很拮据。王曙记得小时候晚餐经常要喝粥,就着咸咸的酱菜疙瘩,导致孩子们营养不良,晚上经常尿床。实在没钱了,母亲就在家门口摆一个水果摊,卖些甘蔗之类来补贴八口之家的开销。晚饭后,家中天天是这样一幅场景:两个人坐在那里,围着摆了一桌子的骷髅和人体骨头反复推敲。有时候画到半夜,觉得不够准确,又跑到学校的停尸房里去观察、琢磨。昏暗的灯光下,将近两千幅图谱就这样一笔笔画了出来。张鹏霄的眼睛也累坏了,后来她患有多种眼疾。他们整整花了五年时间,画出了厚厚三大本的《人体解剖学图谱》。并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出版经费的不足。1954年底该图谱由浙江医学院教材科印刷出版。第一册灰色布纹软精装,包括骨、关节、肌三节;第二册为红褐色硬精装,包括内脏、脉管二部分;第三册为硬精装,包括神经、感觉器二部分。这是中国第一套彩色人体解剖手绘图谱,铅笔绘制,并有注释,详细解构了人体脏器原理,至今依然有相当的教学和科研价值。

    王维松教授编绘出版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1958年8月底,浙江医学院抽调二批近百名教职工到温州创建温州医学院。在第一批赴温州的人员中,57岁的王维松教授是年龄最大、职称最高的一位。 浙江医学院在欢送大会上,领导鼓励说:“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的图画,需要的是具有很高技艺的画师。”创业总是艰难的,等待着大家的究竟是怎样的困难,王维松其实心里有数。因为之前的三四月份,在建校的筹备阶段,他作为浙江医学院的教务长就已去温州做过前期考察。交通不便、设施落后、语言不通,当一路颠簸来到温州的时候,很多人都吐了,哭了,说要回杭州。解决来温人员的住所等生活问题,迎接两天后就要到来的新生,落实新校舍的建设,组织有序开展教学。王维松忙得马不停蹄,他努力带领着大家画出艰难的第一笔。 11月中旬他又赶回杭州,催促第二批支温人员抓紧确定下来,因为二年级的课程快开始了。筹建之初,由于宿舍很少,王维松并没有带家人同行。第二年,他嘱咐妻子带着11岁的儿子王曙来温州安家落户。从杭州到温州的一段旅程让王曙终生难忘:只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谁知到温州的路也是这样的难行和漫长。我和母亲坐火车到金华,第二天整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木炭车(那时候长途车还是烧木炭作动力的)道路相当差,颠簸得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满身的尘土,一车人都像一只只小灰兔。晚上9时多才到家,当时住在谢池巷居士林的二楼。王维松领他们到公园路口天津馆吃了一顿饺子。一家人团聚了,王维松很高兴,讲了许许多多关于温州的趣事,说温州话“碗”与“元”不分。 妻子的到来,不仅给王维松带来了家庭的温暖,也使他有了工作上的好帮手。忙于行政事务的王维松,始终关注着解剖教学组的发展。第一届解剖教学组,由陈同丰任组长,组员包括王务迪、殷嘉孟、陈务本和严乃昌。当时从杭州带来的设备及标本实在太有限了,三本德文版解剖图谱和一套黑白的小挂图,三十副骨骼,五具实习用的尸体,根本无法保障教学的正常开展。他们到处去找标本,制作标本。自己动手做标本是件精细活,不仅要洗干净、注射药水、消毒,而且连每条细小的血管都要标出来,尸体干了还要喷水、撒甘油。一不小心,福尔马林就喷到了眼睛里。他们自己制作挂图。王维松、张鹏霄夫妻再度合作,用水墨作线条,画成解剖图,供学生上课使用。 为温州医学院的创建,王维松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在教职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60年,王维松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一生中八个“没有”

    1956年的一天,王维松下班回家后,自己在院子里放起了鞭炮。砰砰砰的鞭炮声中,他一脸难掩的兴奋,告诉儿子:老爸现在是共产党员了!王曙总结父亲一生中八个“没有”:一辈子没有穿过皮鞋;一辈子没有戴过手表;家中没有一张公家的信封信纸;一辈子没有说过粗话骂过人;没有拖欠过一天缴纳党费;没有为家庭与子女的私事去 “走后门”;无论受到何种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从没有在子女面前流露;在任何环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王维松晚年患帕金森氏疾病,常常要到医院看病。按说他从事教育事业一辈子,学生遍布浙江各大医院,就医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可他坚决不允许子女去找领导或熟人。老两口排队挂号,轮到哪位医生看就请谁看,从不挑剔,往往等排队买了药后午餐都耽误了。有一次他们在医院排队,碰上当院长的学生,学生心里很不是滋味,硬是将他们请到办公室,并叫来也是当年学生的主任医生给他们看病,配好药,反复地嘱咐:“您老这么大年纪,在我们这些学生眼皮子底下还排队,我们的医学本领都是您教的,叫我们的脸往哪里搁,往后二老需要看病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此后,王维松再也不去这家医院了,换了另一家医院,又怕再被学生认出来,每次去总是戴着大口罩。 王维松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但对帮助过他的人一直铭刻于心。他始终记得自己在读书时,是老同学于寿民雪中送炭才使他度过难关。解放后于寿民迁居北京,由于身体多病,基本上失去工作能力,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当时已经在浙江医学院任教授的王维松特意去北京看望了于寿民一家,承诺只要自己活着一天就照顾他们全家一天。从1950年开始,不管自己家境如何,王维松总是将自己的一半工资拿出来,无论刮风下雨,张鹏霄都会去邮局把钱汇到北京,久而久之连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她。于寿民去世后,钱就汇给于妻,后来于妻也去世了,还是继续如数汇给于寿民的女儿,几十年从未间断。直到王维松去世的那个月,他还叮嘱儿子汇去最后一笔款项。 “文革”期间被关牛棚的日子,王维松四个子女都不在身边,他绝口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落实干部政策后,他补发了约七千元的工资(当时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立刻拿出一半钱缴了党费。王维松夫妻相继去世后,子女在整理遗物时,发行有一大叠的父母同事、朋友和邻居留下的借据,累计数目可观。父母在上面留下一句话:“孩子们,爸爸妈妈帮助他们是愉快的,望理解。我们走后请付之一炬。父母字。”他们对别人都很慷慨,对自己却很吝啬。王维松一生酷爱书法、绘画艺术,经常与妻子一起切磋技艺。晚年更是以此为乐,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端坐在桌前苦练两个时辰的书法。为了节约纸张,他用毛笔蘸着清水在桌面上书写,天长日久桌面都有了坑。后来又改为在旧报纸上练习,最绝的是他还在粗厚的草纸上练习书法,正面写了又写反面,所以他家厕所里用的手纸全是有字的。1971年离休后,王维松回到杭州。1985年12月逝世,享年83岁。

    王维松副院长主持研究教学工作

    王维松副院长在指导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