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式闾（1894-1955），字伯雄、百容。浙江乐清人。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奠基人。曾任北平医科大学校长、杭州医院院长、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等职。191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两度赴德国进修，攻寄生虫病学。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卫生行政和寄生虫病研究、防治工作，在疟疾、钩虫病、毛圆线虫病等研究中作出卓著贡献，是中国第一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的创办者，发明唯一计算钩虫卵最精确的方法，即现在世界上还在通用的“洪氏钩虫卵测量法”。1929年被日本九州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42年被国民政府确定为首批部聘教授，人称“教授中的教授” 。在国内外著名医学杂志发表主要论文45篇，著有医学科学书籍十种，其中《病理学总论》和《病理学概论》是国内最早也是当时最完整的病理学专著。
胚胎、器官、骨骼、血管……3000余件实物标本静静地陈列在温州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机体之美、生命之理。和众多规格比较大的标本相比，专业厅中有个小小的展示瓶，如果不是展板中的图像和文字，你甚至可能会忽略它的存在——浸泡着人体器官的展示瓶上标注着“原发性固缩肾”。展板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洪式闾（1894-1955），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奠基人，浙江乐清人。曾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是中国第一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的创办者，发明了计算钩虫卵最精确的方法，即现在世界上还在通用的“洪氏钩虫卵测量法”。照片中的洪先生身著中山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已然秃顶。这是他去世五年前拍的照片。时任浙江医学院院长的洪式闾去世后，遗体捐献给浙江医学院。温州医学院创办时，浙医的工作人员将洪先生的一只肾脏带到了温州,成为今天温州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的镇馆之宝——这位自幼离开家乡，后来又一直在外求学、工作的温籍医学名家，以这样一种方式和家乡的医学院之间建立了一层密切的关联。
一．发明“洪氏钩虫卵测定法”
“我在一八九四年农历三月廿八日出生于浙江乐清县城区开元巷一个地主的家庭”—— 这是1954年3月30日，洪式闾在《自传》开头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乐清洪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先祖洪模元曾任温州知府，后人则多以“耕读”“农商”自持，诗书传统绵延不绝。至洪式闾祖、父辈皆为秀才，且家有良田千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洪式闾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六岁入私塾，后转入父亲洪国垣创办的乐清小学，1905年春又入温州中学就读。他深受祖父与父亲的喜爱，在长辈们熏陶下养成了读性理之书的癖好。1908年，乐善好施、热心教育的洪国垣受清廷表彰，被任命为河南候补知县。14岁的洪式闾亦随父离开家乡，转学至开封客籍中学（后改名中州第一中学）。在那里，他有幸遇到当时被称为“经学大师”的周嵩平先生为师，学习做文章和著书的方法，深受教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洪式闾又随父回到乐清。第二年冬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7年以前三名的成绩毕业，留校任病理学助教。洪式闾业余爱好读科学名人传记，尤其推崇法国微生物、化学家巴斯德，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他们对于细菌学既有很大的贡献，而又能以私人力量创办研究所，名震全球，真了不起。”后来他借出国进修的机会，专门到巴黎和东京实地参观了这两个研究所，徘徊在那一座座建筑间，惊讶于草创时期如此简陋的房屋设备竟取得巨大的研究成绩，洪式闾不禁发出了“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感叹。这成为日后激励他在杭州创办私立热带病研究所的动因。洪式闾曾两次出国访学，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1920年，他受北京医专公派首次赴德国进修。先是在柏林市立病院病理学科专攻病理，后因深感中国寄生虫病为害之烈，转往汉堡热带病研究所专攻寄生虫病学，这成为他此后坚持不辍的研究方向。在德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发明了“基础膜染色法”，引起医学界重视。两年后回国，仍在北京医专执教。不久学校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洪式闾被举荐为校长。但他对行政实在不感兴趣，只希望在学术事业上有所成就。于是1925年趁着德国汉堡热带病研究所之邀，再次前往汉堡，继续从事未完成的研究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由此发现了两种新的寄生性线虫，并完成了钩虫卵定量法的研究，这就是国际医学界通用至今的“洪氏钩虫卵测定法”。洪式闾一心想进行热带病研究。他认为各种地方病皆属热带病范围，而在浙江研究热带病颇为适宜。1929年，他在担任杭州医院院长的同时，又在浣纱路桂华里租赁房屋，着手创办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中国第一个私立医学科研机构。那一时期的洪式闾，是忙碌而充实的。在国内外发表及出版的论文、书籍有二十余种之多。1929年12月，因对姜虫病的研究成果显著，日本九州大学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
1936年夏，洪式闾离开杭州医院，应南通学院医科（后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之聘，任寄生虫学教授兼医科主任。不久，抗战爆发。他随南通学院一路辗转，从扬州至衡阳，至沅陵，至北碚。倾注了洪式闾十年心血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也一路南迁。然而不幸的是，研究所先后在贵阳、重庆遭日机轰炸，仪器资料几乎荡然无存。洪式闾痛心不已，赋诗长叹：“方脱贵阳险，又遭重庆灾。十年作成物，一旦化为灰。枉有疮痍泪，愧非战伐才。劫余聊自慰，身在不须哀。”该所自建立以来至1939年，研究人员共发表论文48篇，附录7种，成为我国寄生虫病的研究重地。辗转西南的日子，生活格外窘迫。洪式闾夫人甚至要煮小菜卖，赚取蝇头小利以补贴家用。多年奔波，积劳成疾，1948年9月洪式闾突发高血压，鼻子大出血竟至昏迷。在数月卧床休养中，迎来了杭州的解放，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1949年7月，洪式闾带病赴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振奋于“瘫痪了十余年的津浦铁路，在解放后短短几个月内能直达通车”；9月，他再度赴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能参加这样伟大史无前例的会议与盛典”，他无比兴奋。1950年后，洪式闾陆续担任浙江省卫生实验院院长兼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院长，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正当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医学事业中时，却因劳累过度导致高血压症复发，于1955年4月24日与世长辞，终年61岁。
二．深入现场做研究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是洪式闾在北平医专的学生，他回忆洪先生讲课，“学生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这不仅因为他操着一口浙江话，听起来有些费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讲得有条有理，引人入胜。他不用讲稿，只是如数家珍似的讲下去，有时黑板上画一个简单的图，以示某种寄生虫虫体或虫卵的特点。”尤其令他难忘的是1936年夏秋之交，北平的七八个学生相约去杭州拜访洪先生。在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他们看见了正埋头在一堆书籍杂志间写作的洪式闾。一架屏风的后面有一张床，大概夜里他就睡在那儿。洪式闾见到学生很开心，带着他们参观了研究所里各种寄生虫和昆虫标本，一一介绍这些标本的来源。当黄树则他们要告辞时，洪式闾拿出几把折扇，每人分了一把，笑着说：“这是杭州的特产，凡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都送他一把作纪念，这是我的老规矩。”接着他又说，“不过很对不起，你们游西湖，我不能做向导，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游过。”这位身在杭州却从来没有游过西湖的教授，让学生们既惊奇又钦佩，他成了他们一路议论的话题。在洪先生逝世26年之际，黄树则写下纪念文章《科学美景胜西湖》刊发在1981年9月10日的《人民日报》，表达对恩师的深深怀念之情。洪先生“那偏高的身材，圆圆的面孔，头顶有些谢发，手拿粉笔放在胸前，站在讲台很少走动的形象”，印在了很多学生心中。曾任浙江医学研究院顾问的李非白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洪式闾的学生，也是他的外甥。李非白大学毕业后就跟着舅舅，研究寄生虫学近20年。舅舅反复强调，寄生虫病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大敌，非消灭不可。他倡导研究需“面向现场”“结合实际”“打开大门来干”，反对闭门造车。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主张，浙江、江苏、四川、台湾等省农村，都留下了他调研的足迹。1932年，萧山、绍兴一带姜片虫病非常猖獗。为深入现场研究，洪式闾选择感染率高的萧山湘湖地区，进行姜片虫病调研，并与湘湖师范、湘湖医院合作设立了姜片虫病防治技术培训班。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多是因生食水红菱及茭白而感染患病。他进一步否定了姜片虫有许多种的说法，对姜片虫的形态分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当年的湘湖师范学生汪赞源亲耳聆听了洪先生的讲授。洪先生带来大量姜片虫的解剖图片，引导大家从显微镜里观察姜片虫的形状。他还编了《姜片虫，消灭它》的歌曲，亲自教学生们唱，也教当地农民唱。汪赞源看着洪先生和湘湖医院一位医生合作，为病情严重的姜片虫患者治疗，忙得满头大汗，深为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医学博士却能深入农村僻壤，为农民除病解忧而感佩不已。抗战初期，重庆北碚流行一种“水积病”（即钩虫病），患者均系农民或矿工。洪式闾带着研究生亲赴现场调查研究，并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成立了地方病防治队，开展钩虫病防治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毛圆线虫病有严格的地区性，结果证明了毛圆线虫病是一种地方性疾病。1950年浙江卫生实验院成立后，身为院长的洪式闾又立即组织科研人员，分赴本省各地农村寄生虫病流行区现场蹲点进行科研工作。针对嘉兴、诸暨、开化等地的血吸虫病，萧山的姜片虫病，绍兴的肺吸虫病，余杭的丝虫病等等，科研小组均驻扎在当地农村现场工作，并在诸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血吸虫病灭病基点。
三．书生忧国惟憔悴
洪式闾自认曾是一个苦读书追求科学不问政治的学生，但在接办广济医院期间，幡然觉醒。那是1927年的事，洪式闾第二次出国归来不久。2月，北伐军到杭州，英国教会圣公会主办的广济医院院长梅藤更弃院而逃。受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之邀，洪式闾担任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主任。经过一年的运营，医院业务日见兴盛之时，国民政府却下令将医院归还给教会。洪式闾多次提出抗议未果，愤而辞职。最后决定与同人自筹资金，创办私立杭州医院。温州旅杭同乡会会长林同庄（大同）慨然拨出温州会馆一半面积用于支持开办医院，洪式闾夫人变卖首饰充作开办费。乐清前辈诗人黄式苏应洪式闾之请撰《筹组杭州医院宣言》，痛斥帝国主义“假慈善之名，逞侵略之暴行”，讥讽国民政府“怯于强国之大势，率不免于屈从”，宣称“有生之日，誓与异族以周旋；未死存心，愿为国家而奋斗”——这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宣言正是表达了洪式闾和一众同人的心声。抗战爆发，洪式闾亦满怀爱国热诚，积极参与组织重伤医院，收容救治伤兵，并筹备成立江苏医学院，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学人才。在辗转迁至西南大后方，远离家乡亲人的日子里，他频频以诗抒怀，“赋到登楼感已深，况逢大敌日相侵”“自恨于时无补益，更嗟所学太拘牵”“书生忧国唯憔悴，志士捐躯藐瓦全”……洪式闾留下的诗并不多，却多写于这个时期，无不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思。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局势依旧不太平。“不问政治”的洪式闾用行动支持了洪家子弟的革命之举。 洪家是个大家族，族亲中兄弟姐妹众多。洪式闾的年纪比洪禹平父亲还要大几岁，但两人都是“式”字辈，洪禹平称他“百容哥”。1946年夏，洪禹平在上海参加学生民主运动，还到杭州、萧山一带去联络温籍同学。那年冬天，18岁的洪禹平要从萧山回上海，却没钱买火车票。同学告诉他洪式闾先生最近也在杭州，住浙大宿舍，建议禹平去找他。洪禹平很犹豫，因为百容哥很多年都在外，也许已认不得自己。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找上了门。多年后，洪禹平写下了那次兄弟相见的场景：那是在一座三层楼房的二楼，一间陈设简朴的小客厅里，他见到了百容哥。当时52岁的百容哥，秃顶，戴着副黑框眼镜，穿一件栗壳色棉袍。洪式闾想起眼前的年轻人是谁了，详细询问他父母还好，又问他在哪里读书。洪禹平知道他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都有交谊，也就不隐瞒自己的情况。洪式闾听着频频点头：噢！国民党是太腐败了！和谈没希望了！要大打内战了，你们年轻人连书都没法念了，连我这个本来不问政治的人都不得不问起政治来了！起身告辞时，洪式闾送洪禹平到大门口，递给他一个鼓鼓的大信封，碰碰他的手说：“放好放好。”那笔钱到底有多少，洪禹平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是笔够他过两个月宽裕日子的巨款。当年底和次年初，他和洪水平两兄弟就是靠这笔钱当路费，从上海回到温州，投奔了浙南游击队。洪式闾待人一向谦逊有礼，对后辈子弟更是和蔼可亲。有人来找他，他必起身迎送，不论其职位与年龄。洪式闾的外甥女李乃成告诉洪禹平：“舅舅看什么人来都给钱——看样子有点困难的都给。其实他自己有时也穷得厉害，最近刚发来薪水，还有一些版税什么的。”洪式闾对青年学子的关心爱护，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吴国梁感触尤深。1941年，青年学生吴国梁在贵阳参加考试，被当时位于重庆的国立江苏医学院录取。两年后，吴国梁身患肺结核，无钱付医药费，走投无路之际写信向老师洪式闾求助。洪式闾立即派工友把吴国梁接出院，安顿在一个叫石院墙的庙里养病。洪师母则每天烧好饭菜，让工友送来，风雨无阻，持续了一年多。当有天傍晚，他信步走到洪家，看到桌上的几盘菜时，才惊觉洪家三口人把一半的肉省下来都给了他。他跑回自己的住处后，不禁泪如雨下：“洪师和师母不就是我的父母吗？”在著名微生物专家郑翼宗心里，洪式闾同样“犹如慈父”。他曾和洪式闾在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共事，深深折服于洪所长的人格魅力。因此当他195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时，接到洪式闾的信：“希望早日回国，共同为祖国服务”，便下定决心离开美国，不回自己的祖籍地台湾，而是冲破重重阻碍，于1953年携全家回到大陆。1955年4月中旬，卫生部在杭州召开有19个省、市、自治区有关专家、教授参加的肺吸虫病治疗研究学术座谈会。4月15日洪式闾作报告《台湾省肺吸虫病流行概况》，结束语说道：在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要不是社会主义战胜寄生虫病，就是寄生虫病战胜社会主义。当然，我们应该向党保证，向毛主席保证，向全国人民保证，社会主义是一定能够战胜寄生虫病的。这是他作为寄生虫病学专家的最后一次演讲。4月17日下午，在接待客人洽谈公务后，他中风昏迷不醒，24日停止了呼吸。而就在八个月前，60岁的洪式闾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乐清老一辈人士中仍有对共产党不理解者，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伯雄先生愿意加入的党，必定是个好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