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顺平，男，1936年生，永嘉人，温州医学院原纪委书记、人文学科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5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1961年又进杭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三年，先后在台州师范专科学校、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任教。曾任浙江省教育厅《浙江教育》编辑兼记者，《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总负责人，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温州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文史与南戏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王十朋评传》、《温州历史概述》、《岁月咏怀》、《岁月拾零》、《徐顺平集》等著作多部。

一、徐老师，您好！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下您的个人情况，包括籍贯、出生日期、工作履历等。

徐顺平：我1936年11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花坦乡鿍下村。195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分配到台州师专文史科任助教。1959年调温州师范学院任教，在中文系担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1961年到杭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三年，在夏承焘、胡士莹、王焕镳等著名教授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并从事南戏与文史研究。撰著《南戏为什么首先在温州产生》《温州历史概述》《温州诗史》等。1964 年调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工作，任《浙江教育》编辑兼记者。1970 年调浙江省革委会政工组工作。1971年从杭州浙江省级机关调到温州医学院政工组，负责党委宣传工作。1987年任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1988年任党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院纪委书记兼党委组织部长。

期间，1978年我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总负责人。1980 年与研究南戏的同事建立南戏研究小组（为全国最早专门研究南戏的组织），创办《南戏探讨集》（为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南戏的刊物）。1987年任南戏学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筹备建立南戏学会。1994年10月于北京大学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1996~1998年，担任“瓯越文化丛书”副主编，撰著《王十朋评传》。1998 年任温州诗词学会副会长，被聘为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诗词作品入选 《中华当代律诗精选》《百年律诗大典》等多部著作集。20世纪80~90年代，于温州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温州地方史”等课程，在温州医学院承担“中医师进修班医古文”、“大学语文”等课程教学。1997年任温州医学院人文学科教研室主任，组织“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多门课程教学。退休后，继续担任温州医学院本科选修课教师，继续从事文史与南戏研究，发表《南戏产生于温州考论》《“南戏”名称考略》《高则诚（琵琶记）的思想艺术精神》等论文。出版著作《岁月拾零》《岁月咏怀》《真巧事录）《岁月留痕》《徐顺平集》等。

二、徐老师，您是1971年来温医工作的，您可以介绍一下您刚到温医时学校的办学情况吗？

徐顺平：温州医学院是当时被保留下来的全省七所高校之一，它是1958年从浙江医学院分迁而来建立的，当时已有14年了。我以为这所具有历史渊源的大学应该是不错的了，哪知不仅没有发展，学校工作十分艰难。全校只有两幢两层的教学楼，图书、仪器设备差，全校仅有一部电话机，论条件有人说还不如中专呢。这时学校已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在学校政工组工作。由于学校由省下放温州地区，当时温州地区没有其它大学，便由当时地区教育局大、中、小学一起管理，独立一区，与其它大学隔离开来，茫然不知所以。下放温州地区管属后，造成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学校从计划、经费、招生、实习、分配都产生了许多困难。其结果，实际上省不管、地区也不管。省拨经费大大减少，1971年省拨经温州医学院经费30万元，其中工资17万元，造成学校办学经费极为困难。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性不高。再加上这一时期，“文革”动乱，两派斗争仍然激烈，武斗时而发生，师生员工心绪不安，办学、上课也时受较大影响。

三、1958年来温时准备创建的是浙江第二医学院，初创不久更名为温州医学院，办学体制也由省属改为温州地区属院校。经过艰难工作与报告争取，1973年12月，浙江省委才同意温医改为省属院校。我们了解到您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请问您可以介绍一下温医改回省属院校的经过吗？

徐顺平：我于1971年7月从杭州省级机关要求调回故乡温州，到温州医学院政工组工作。在当时，温州医学院是经全省高校整顿后被保留下来的仅有7所高校之一。但当我到校后所看到简陋破旧的教学建筑，大出意料。这时学校虽已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但办学十分困难。后来，我逐渐了解到这所学校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办学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合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时任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的李健生同志，是本院老书记，他在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对学校不合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困难更有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其他几位领导对此看法亦相似。我与他们不时议论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但又没有解决的途径，感到很无奈。

温州医学院的领导体制状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58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着手筹备创办“浙江第二医学院”，酝酿领导配备，调查研究确定校址设在温州，决定从浙江医学院调拨师资、图书、仪器设备。“浙江第二医学院”校名于1958年6月13日首刊于《浙江日报》，同年9月“浙江第二医学院”于温州宣告成立。从上述过程表明，“浙江第二医学院”整个筹建过程，都是在中共浙江省委直接筹划与领导下进行的，学校的体制为省属省管。可是后来情况却突然起了变化，当时正处于全国大跃进时期，浙江省各地区纷纷创办高等院校，温州地区创办了工学院、农学院、林学院、水产学院、师范学院，还要创办医学院。省委在温州创办“浙江第二医学院”的想法正与温州地区愿望相符。这时温州地委便向省里主动提出将“浙江第二医学院”归入温州地区新建高校体系。同年10月，“浙江第二医学院”以其所在地改名为“温州医学院”，温州地委便发文将温州医学院列入地区创建的6所高校之一，统一加以领导管理了。此后，温州医学院的领导成员概由温州地区直接任免，成为温州地委直接领导、管理的学校，成为一个县（团）级单位，这一领导管理体制一直延续下来。至1970年，浙江高等院校又作了一次大整顿，全省仅保留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化工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温州医学院等7所高校。浙江省革委会为此发了浙革（1970）44号文件，决定前6所高校为省属省管，温州医学院仍下放温州地区领导，文件还指明:“温州医学院下放地区后，要为温州、丽水、台州培养人员。”接着，温州地区于1971年5月25日发了温地革（71）035号文件，明确规定:“温州医学院隶属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地区革委会领导，对教学、科研、医疗、卫生等具体工作，由教办、卫办分管。” “分管”亦即具体领导。这种由地区领导管理的体制与温州医学院的性质任务极其矛盾，办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问题无法解决。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浙江省的一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其中陈冰、盛华、刘亦夫到省政工组领导宣传口，刘亦夫同志具体分工高等院校。李健生书记知道刘亦夫是我在省教育厅工作时的老厅长，便叫我去杭州向他汇报学校情况，要求改变学校领导体制。我于1973年3月被抽调到省招生办公室工作，临行前，健生同志找我商量去省里向刘亦夫同志汇报的内容。3月17日我到达杭州，参加听取1973年全国招生计划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参与讨论浙江省本年度招生计划的制订。3月31日晚，我约吴理初同志（原省教育厅老处长）一道去教场路省机关宿舍看望老厅长刘亦夫同志。他见我来，久别重逢，非常高兴！他问了我去温州后的一些情况，我将自己到温州医学院工作与学校困难情况说了一番。我说:“造成学校办学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学校领导管理体制有问题，省委将温州医学院下放给温州地区领导，变成了地属地管，这种领导管理体制与学校面向温、丽、台三个地区为省培养医务人员相矛盾，许多困难问题无法解决。”亦夫同志问:“那你认为如何解决好？”我回答说:“要办好温州医学院，必须改变目前的领导体制，收归省属省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师资、设备建设，加强经费投入。”接着我又具体谈了建议方案，刘亦夫同志不时点头，表示我说得有理，同时让我写个书面报告材料给他。

从老厅长刘亦夫同志家回来后，即给李健生书记写信，告之情况，并希望以院党委名义向省委写个书面报告材料。10多天后接健生书记回信，说院党委直接向省委书面报告不妥，感到一是越级报告不符组织原则，二是怕温州地委误会。他叫我以个人名义给省里写报告材料为好。我遵照李健生书记所示，给省里写了《关于温州医学院的情况报告》。我以自己个人名义，在报告里陈述了本校创办时是省属省管的“浙江第二医学院”，建校后被改名“温州医学院”，下放给地区，成了温州地区地属地管，与现省属省管的另外6所大学截然分开，待遇不同，困难重重，广大师生心情受压抑，对办好学校缺乏信心与积极性，要求省委了解学校当前极其困难情况，立即收回省属省管。1973年5月10日晚，我将自己写的《关于温州医学院的情况报告》送给老厅长刘亦夫，他仔细看了一遍，表示可以，我就回来了。半个月后我去老厅长处打听消息，他说已转盛华、陈冰同志阅，尚未研究。1973年6月5日我再去找刘亦夫同志，他告诉我已与盛华同志商量同意收归省属，请陈冰同志决定。又过了很长时间，健生书记对此十分挂念，他与驻医学院工宣队负责人童涛来杭，我们一道去大楼找了盛华同志，他表示同意收归省属，已将意见与陈冰同志去说了，请他考虑决定。陈冰同志当时已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我们想直接找陈冰同志，但他当时没空，只得作罢。在此之前，温州医学院党委李健生书记等同志曾数次向温州地区领导作了汇报，并以院党委名义先后两次向地区送了书面报告材料，地委沈芸、胡景瑊等领导也口头表示支持省属体制，但不愿以地区名义向省委打书面报告，省委也未对温州医学院能否收归省属作出决定，事情一直拖着。直至1973年11月，李健生书记与我们再次到省里找陈冰同志，急切要求解决，陈冰同志态度仍有犹豫，后经我们再三说明要求，最后表示同意，并即以政工组名义向省委报告，后经省委办公会议讨论同意于12月10日批复下文，文件全文如下:

中共浙江省委（1973）237号文件《关于温州医学院领导体制问题的批复》:省革委会政工组关于温州医学院领导体制问题的报告，经省委办公会议讨论，鉴于教育革命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意将温州医学院改为省属院校。在省委、省革委会领导下，教学行政业务，由省教育局和省卫生局共同管理，党的关系和思想政治工作，委托温州地委领导。

特此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1973年12月10日

至此，温州医学院长期以来不合理的领导体制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温州医学院从此明确为省属省管高校。温州医学院省属省管领导体制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温州医学院办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温州医学院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与基础。省委文件下达后，温州医学院从原来地属的县团级单位升格为省属的地厅级单位。从此，温州医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均由省委直接任免管理。学校的教学、科研、医疗与经费等等，即由省教育局（厅）、省卫生局（厅）等省级机关有关部门直接管理，开拓与创造了温州医学院从未有过的办学空间与发展条件，促使学校在新形势下得以快速提升与发展！

四、我们了解到您在80年代也曾经为学校更名“浙江医学院“作出过很大的努力，您可以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徐顺平：温州医学院是1958年由浙江医学院从杭州分迁来温州建立的，初名浙江第二医学院，后以校址所在地改名为温州医学院。温州医学院过去之所以发展比较缓慢，除了学校省属领导体制存在问题外，校名也有一定影响。冠以“温州”地名，容易使人误会这是一所地区属的学校。温州医学院1984年7月应届毕业生参加全国46所本科医学高等院校统考，成绩名列全国第二。有人便说统考成绩不准，理由是温州医学院这所地区所属的学校竟为第二名。另外，以“温州”命名校名到非温州地区教学实习及对外交往等都受到某些限制与影响，因此感到校名要改，恰这时原“浙江医学院”已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我们恢复改名为“浙江医学院”是名正言顺的。于是我便在党、政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改名为“浙江医学院”的主张，得到一致支特。于是便由我起草了改名的报告文件：温医(1985)30号《关于“温州医学院”改名为“浙江医学院”的报告》。1985年6月24日下午在党委会上讨论通过，并通知陈先觉、王成豹列入教代会提案。6月26日将要求改校名文件在全院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读。6月28日由党、政领导签发打印上报。然后组织沈康、叶碧绿、汪起霞、蔡孔长、陈先觉等5人赴杭州找有关部门汇报争取。7月21日下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李春田及石亚泉、郑祖煌等来院听取我专题汇报。通过上述汇报、工作，得到省教育厅、省卫生厅、浙江医科大学、省委宣传部、省计经委，甚至中央教育部等都表态同意，最后由于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的反对，终未能实现，深感遗憾。

根据上述当时所举理由与经过情况，当时李副省长的阻止正名为：“浙江医学院”是完全无理与错误的。岁月匆匆，时间一拖再拖，至今忽已过去29年了。这期间不合理的校名，对温州医学院更好的发展带来了大大不利影响。如今，温州医学院已经上升为“医科大学”了。作为浙江省属省管的医科大学，应即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不仅完全名正言顺，而且是亟需解决的急切问题，不可再拖了。

五、徐老师，您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的几年一直在高校从事文史教学工作。到温医虽然主要从事的是党务行政工作，您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还创办了温医人文学科教研室。您可以讲一下您在温州医学院的任教经历吗？

徐顺平：我1958年温州师院中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台州师专文史科任助教。1959 年调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1961 年到杭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了三年。

1980年秋，温州医学院办了中医师进修班，其中有一门《医古文》课没找到任课老师，中医教研室主任谷振声先生找我，并告诉说“《医古文》课从黄帝《内经》讲起直至明清近代，虽然我能读懂文章医理，但教学有困难，尤其是对汉语语词、语法讲解，更无能为力，现在只得请你了，请看在我的情面，请勿推托。”我一听，感到是个难题，一是我当时正在担任《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负责工作，且工作已转入释文编写阶段，工作繁忙，二是《医古文》这门课，不仅是讲解古文词语，其中也涉及中医学基本知识原理，还有许多医学专门名词，我一窍不通，未敢贸然接受。可谷振声先生后来又再三盛情邀请，难以推却，在此同时，温州医学院教务处处长陈先觉同志也数次找我谈此事，我只得接受了下来。我有个脾气，既然答应了的工作，就要努力做好，为了教好这门课，要在字、词、句上先搞懂搞通，而且要学习中医学基本知识，这样才能讲解好这门课。为此，我在备课时要花费很多时间，常常备至深夜，休息日也利用了。由于自己事先认真准备，于11月4日开始上第一课，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与赞扬。就这样，这门《医古文》课从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上半年由我从头至尾讲授完毕，取得良好效果。我讲授这门课确是知难而进，完成任务。后来我碰见浙江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主任赵益夫，相互交流情况，他说:“这门课是很难上的，我们是各人分段上的，我至今尚未从头至尾上过一次，你在短时间内能将这门课从头至尾讲授到底，真不简单啊!”这对我也是一番勉励。

1977年全国大学恢复本科生考试招生后不久，中央教育部便向全国理工医农高校提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许多高校便陆续开设人文学科教学。1983年我院教务处联系我个人可否兼任这一工作，于是我本人便利用晚上开始进行，到后来，我便物色本院文科毕业的同志一道进行，如陈培根、陈飞等人，由学生自愿报名编班，大家拥护，开出《大学语文》、《古文选读》等课。同时开始与其他学校进行校际交流。不久，收到浙江医科大学人文学科教研室主任范裕华老师来函，告诉他们学校1982年开设此课，人员编制3人，列入教学计划，64学时。上海第二医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张玺老师来函，告诉他们在编教师9人，教辅1人，每周70多学时。至1977年，我院领导对人文学科教学很重视，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发布建立“温州医学院人文学科教研室”文件，任我为主任。在原来教学基础上，继续组织《古代文选》、《现代文学》、《外国名著选读》、《日语》等课程教学。本院人文学科教学，自1983年以后陆续开展进行，任课老师先后有：徐顺平、陈培根、陈飞、陈惠生、洪冬微、吴岱莉、吴健敏、夏群彪等。

我院开展人文学科教学，提高医学本科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知识，受到赞扬。在此同时，扩大了院际间教学交流。我本人被邀参加医学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该书于1992年5月由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我本人还受邀参加全国高等院校21世纪人文素质教育教材编写，本人被邀担任《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中国文化概论》两书副主编，负责部分编写审稿任务。该两书由中央教育部牵头，于1999年9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院人文学科教研室，在没有正式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大家不计报酬，自觉自愿开展工作，认真备课、教学，努力完成本院人文学科教学工作，值得赞许与勉励！在此期间，我本人还兼任本院解剖师资班的《大学语文》教学，退休后，仍继续担任本院人文学科的教学直至最后，并为此而感到欣慰！

六、徐老师，我们了解到您70年代在温医工作时期，曾经被抽调至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担任温州地区总负责人。您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经历吗？

徐顺平：《汉语大词典》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理签批，由国务院发了[1975]137号文件编纂的一部大型语词词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五省一市的语言专家共同编纂完成。浙江省于1977年建立了省《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先后在全省建立了11个《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于1977年6月开始筹建，人员从各县(市)推荐选调。温州地区派人到温州医学院调我，我当时负责院党委宣传工作，主持工作的院领导毕向荣书记不愿放我，故一拖再拖。我本人这时对自己长期脱离专业从事行政工作颇有憾意，希望能去参加此事。我从带领师生去平阳水头、腾蛟教学实践回来后，便主动找毕向荣书记要求去温州地区《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毕书记说:““文革’以后的温州医学院百孔千疮，还需要恢复与建设呢，难道你们都要走吗?”我说:“不，我原来是大学里的中文教师，是搞专业的，如今国家需要，我也愿意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就让我去吧!反正是临时借用，到时候我还要回来的呀!”毕书记见我态度坚决，便有点心软，表示同意了。

我于1978 年4 月到《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1978年5月2 日下午，温州地区教育局长陈明德同志(后任中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来温州地区召开温州《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全体人员会议，宣布组织决定:“徐顺平、马锡鉴、金徐銮为编写组负责人，徐顺平总负责，马锡鉴分管专业，金徐銮分管行政” 。当时《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的人员有:徐顺平、马锡鉴、金徐銮、苏渊雷(顾问)、 胡福畴、陈增杰，郑张尚芳、沈洪保、杨奔、马允伦、洪瑞钦、周梦江、张如元、阮延陵、高益登等15 人。《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的工作，1979 年春以前是收词制卡，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宛陵集》、《冷斋夜话》、《吹剑录》、《云谷杂记》《朝野类要》等书的收词制卡工作，制成卡片约5 万张。接着开展释文，工作紧张。

由于温州医学院党委书记毕向荣再三催促，我于1981年春节后离别《汉语大词典》组，回到原单位温州医学院(但与《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继续保持联系），继续担任温州医学院党委宣传科科长，副科长为李训礼同志，科员杨桂珍、朱景洪等。1981年底由“科”改为“部”，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仍由我负责，我在完成党委宣传领导工作的同时，也努力开展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在《汉语大词典》工作期间，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汉语大词典》编纂完成出版时，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荣誉证书表彰。

七、您虽然行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一直坚持从事文史、南戏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果。可以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经历吗？

徐顺平：1961年9月，我在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三年后，到杭州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我国著名俗文学家胡士莹教授为我指导师。胡先生对话本小说、戏曲都有很深研究，与南戏研究大师钱南扬先生是好友，他根据我的情况希望我重点研究南戏。他对我说:“俗文学是个亟待研究开发的领域，话本小说与南戏剧本都是俗文学，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你是温州人，可对南戏作重点研究。”他还将钱南扬等先生研究南戏的著作与未刊的油印论著、资料交给了我。从此，我便在胡先生指导下开始走上研究南戏的道路。与此同时，“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给我们讲授词论、文论、辛稼轩词等专题课。他是温州人，对温州地方历史文化非常关切，当他知道我也是温州人，对我甚为关爱，鼓励我重点研究南戏的同时，进行温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这与我当时正在探究南戏为什么首先在温州产生的课题也有着密切联系。在杭州大学的三年中，我开始探索中国戏曲与文史，撰写了《南戏为什么首先在温州产生》、《论<南词叙录>的戏曲观》等论文，为我以后从事南戏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在科学系统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方面，当时尚属开拓性工作，我在夏先生鼓励指点下，认真阅读有关书籍，多方寻觅搜集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撰著《温州历史概述》《温州诗史》初稿。后将稿子寄给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先生、中央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请教，承两先生先后来函肯定并指点与勉励。王季思先生还希望出单行本，并说:“可以作为乡土教材，也可供旅游者浏览，将为乡邦文献生色。”现两书均已出版，收入于《徐顺平集》。

1964 年 11月，我被调往浙江省教育厅任《浙江教育》杂志编辑、记者，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文革”。1971 年7月我从杭州调回故乡温州。1973 年3月，我去杭州看望夏承焘、胡士莹先生，夏先生鼓励我不要停止研究，并说:“凡是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生命力的。”胡士莹先生患中风已不能说话，给我歪歪斜斜地写了“快搞专业”四字，我知道他一直不希望我从事行政工作，看后隐隐泪水，铭感于怀。粉碎“四人帮”后，1980 年2月，我与胡雪冈老师合作于《戏剧艺术》发表《谈早期南戏的几个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来函称赞鼓励，日本山口大学教授岩城秀夫寄来《温州南戏传存考》等论文交流。为了更好地开展南戏研究工作，在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同志的领导支持下，于 1980 年7月成立了“南戏研究小组”，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研究南戏的第一个组织，编辑刊出了《南戏探讨集》1、2 辑，开展对外交流，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1987 年5月“南戏学会”在温州成立，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为会长，王季思先生为名誉会长。此之前后，我对我国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的时间、“书会”的性质、“副末开场”的渊源与作用等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根据胡士莹先生早年对我的指点，我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南戏与宋元俗文学的关系方面，撰刊了《宋元俗文学对南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南戏与俗文学》等。

针对学术界有人提出“南戏是在闽、浙两省的泉州、莆田、仙游、温州一带许多点同时出现”的观点进行考辨，我撰写发表了《南戏产生于温州考论》论文，论证南戏首先产生于温州，温州是南戏的故乡。对南戏在产生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名称，进行综合分析评述，并诠释“南戏”的科学定义，在《戏曲研究》上撰刊了《“南戏”名称考略》。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1985 年参加《浙江方志概论》的编纂，1984 年5月当国家公布温州为全国对外开放的 14 个港口城市之一后，我便对温州港口历史进行探索，撰写了《秦汉时期温州的海上交通》、《东瓯全民大迁徙和经济复兴》、《“横屿船屯”的建立》、《温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与贸易的萌芽》、《宋时温州发达的造船业》、《元时温州已能造远洋船》、《元时温州设立市舶司》等文章于《温州日报》连续刊载。探讨王羲之有否曾任永嘉郡太守，撰刊了《否定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太守证据不足》等等。我出生革命老区，母亲早年参加革命，历经艰难，我对浙南人民革命斗争怀有深厚感情。我从1959 年开始便着手搜集浙南革命斗争史料，曾至北京访问红军十三军军长胡公冕等革命前辈，积累了一些材料。1990 年春，应温州大学之聘为学生讲授《温州地方史》课程，我便在《温州历史概述》基础上，又撰写了《温州现代革命史概述》，由温州大学刊印为教材。

1997 年1月我任《瓯越文化从书》副主编，并负责完成了《王十朋评传》一书的撰著，1998 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8 年5月我担任了高等院校 21 世纪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两书副主编，参加了其中部分章节的编纂审稿工作，1999年9 月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78年起，我先后参加了《汉语大词典》、《元曲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中国戏曲志·浙江卷》、《中国曲学大辞典》等多部辞书的编写，并均已陆续出版。我从50 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并发表作品，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温州诗词学会副会长，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诗词选》《中华当代律诗精选》、《百年律诗大典》等多种诗集。在此前后，我还出版了被列入“永嘉百家丛书”之一《怀乡集》及《怀念》、《岁月留痕》等。

以上为本人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的简略情况。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在治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三原则:一是要拥有资料，不作无米之炊;二是研究的态度要实事求是，据实论理，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三是要解决别人未曾解决的课题，但课题不分大小。虽然，前进的道路有时很不平坦，但只要自己不畏艰难，不断进取，努力克服困难，总会有所收获。我又回忆起胡士莹先生指导我研究南戏时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回忆起夏承焘先生提示鼓励我研究温州历史文化的嘱托，也回忆起曾指导我研读先秦散文的先秦文学研究家王焕镳先生，在我向他告别时他给我挥毫书下“登山必自麓”的赠言。不管如何，我始终坚持专业研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夏、胡两师对我深切关怀与勉励，在“文革”动乱之时，他俩还嘱咐我不要停止研究，我感到心灵震撼，便决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专业研究继续下去。由于我担任温州医学院纪委书记兼党委组织部长，党务行政工作甚忙，白天没有时间，只得利用休息日与晚上，平时早起晚睡来进行。我撰著的《王十朋评传》一书，就是居住在双井头周转房斗室里加班加点完成的。长期以来，我对人生深刻的感受与体会是:“苦中求乐，其乐无穷!”由于客观条件不利与种种因素，我常怀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叹。

八、1996年起，您曾经担任过1998版《温州医学院校史》的主编。您可以介绍一下编写这一部校史的经历吗？

徐顺平：为庆祝温州医学院建校四十周年，1996年5月党委决定建立温州医学院校史编篡陈列领导小组，党委书记陈惠生为组长，院长高志杰、徐顺平为副组长。成员有:王曙、王香媚、李智渊、陈先觉、陈肖鸣、陈培根、张洪来、林海船、赵才荣、徐正祄、徐正惠、戴家宝。校史主编：徐顺平，副主编：陈先觉、张洪来。编务：夏群彪。

在陈先觉、张洪来、夏群彪等同志努力下，历时两年，终于在1998年10月前印刷出版。本校史具有鲜明的三个特色，一是文献性，凡建校以来40年间收集到的重要文献资料吸收入编，存古溯源;二是实用性，本书内容除反映学校发展历史进程外，收入具有总结性的材料、数据、图表，对学校各级领导与机构具有备查与指导、参考意义;三是观赏性，即收入精美图片、重要题词，注意帧装美观大方。

九、您1971年来温医工作，从此与温医结下不解之缘，退休后您还继续为学生授课，多年来您也一直在关心学校的发展。请问您会怎样总结和评价温医这60多年的发展历史，对温医的明天又有怎样的期许和展望呢？

徐顺平：温州医科大学的历史，是风雨兼程、努力奋进的历史。六十多年来，我们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创立、奋斗、徘徊挣扎，十分艰难。我1971年从杭州省级机关调来温州，还是“文革”时期，全校只有一部电话机，两幢两层教学楼，图书、仪器设备非常简陋。我们的年经费只有30万元，除去教职工工资和其他项目，剩下就只有8万元了。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全院师生员工艰苦奋斗，把学校坚持下来，苦劳功劳不可磨灭；后一段是复兴、发展、腾飞、跨跃、创造辉煌。这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当然，我们还要指出的是，1973年12月我校解决落实了省属省管的领导体制，给我校创造了更好的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我校60多年来的建设发展历程，在校史和校史馆中得到了真实而具体的展示。

我们学校，是1958年从杭州浙江医学院分迁而来的，校名为“浙江第二医学院”，现在应恢复命名为“浙江医科大学”才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学校有两本历史：一是新校建设史；二是老校渊源史。我们学校是中共浙江省委1958年决定将老大学浙江医学院从杭州分迁来温建立的，其渊源起于1912年创建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至今已有115年了，是百年以上的老大学了。据我所知，现在浙江省高等院校中最早的浙江大学，它创建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求是书院”，至今已有120多年了，接下来便是我们，是老二了。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我们是两兄弟。所以，我们学校的两本史很重要，没有前者就没有今天。回顾以往，我们学校在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取得一个个振奋的业绩与荣耀，今后，我们更要在国内国际强强竞争的形势下，努力奋斗，力争更大进步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