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觉，男，1928年生，浙江平阳人，温州医科大学离休干部，曾任校党委常委、医教处处长兼工会主席。1947年入党并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参加浙南特委电讯培训，随后担任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报务员，在战争环境中夜以继日负责通讯联络，并第一时间翻译传达解放军渡江捷报。1973年调入温州医学院，长期负责教学管理与招生工作，在文革后重建教学秩序、推动职称评定及研究生教育方面贡献显著。退休后致力于编撰《中共温州市组织史资料》等红色史志，持续发挥余热。本文是陈先觉老师的采访文字记录。

问：陈老师，在调入温医工作之前，您曾经历过一段峥嵘的革命岁月。能讲讲您在温州中学读书时，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吗？

1946年，我考入了温州中学。虽然在温中读书的时间不到五百天，但那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学校里，我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并多次参加由党组织领导的学生示威游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7年10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有一次在学校里，我和几位同学正在偏僻的教室里秘密传阅《浙南周报》（浙南特委机关报），不料被学校的训育主任撞见了。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这件事情的风险极大。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党组织迅速派出了交通员，将我们几个人秘密转移，翻山越岭，辗转送到了位于瑞安牛栏坑村山顶的浙南特委机关。

问：您后来进入了浙南游击纵队，能讲讲您学习电讯技术，以及解放军渡江时您在电台值守的情况吗？

1948年6月，浙南特委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开办了电讯人员训练班，我参加了第二期。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学习无线电基础知识和报务，全班只有一只蜂鸣器和一个电键，大家只能夜以继日地轮流练习。我当时把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收发报速度很快就达到了每分钟120个字母。结业后，我被分配到浙南电台第一分台工作，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和接收新华社电讯。由于国民党部队经常袭扰，特委机关转移频繁，行军是家常便饭。但不论行军多疲劳，每到一个新驻地，我第一件事就是架设天线、取出收报机开始工作，绝不能错过规定的通报时间。

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日子是1949年4月21日。那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到了22日凌晨2点多，我从耳机里听到了新华社发来的震撼人心的电讯：人民解放军三十万大军已横渡长江。我当时心情格外激动，聚精会神地抄录电码，唯恐漏掉一个字。抄完后我立即译成文字，一路小步跑着送给首长。送完信回来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心里的喜悦，高声呼喊：“解放军渡江了！”“三十万大军打过来了！”战士们和驻地的群众听到消息后全都起床了，大家欢呼雀跃，整片驻地都沸腾了。不久后温州和平解放，我随司令部进城，接管了电讯局和邮政局的工作，随后才转到法院和医疗系统工作。

问：陈老师，您是1973年调到我们学校的，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1973年11月，我从泰顺调到了学校。我过去在市里工作，其后曾调往泰顺一段时期，直到1973年11月正式调入本校。当时学校的组织架构上方是工会(工宣队)，下方设有政工组、医教组、保卫组和后勤组四大组。我被调任为医教组主任，校方口头交代由我负责，虽未正式任命，但职责涵盖了教学、科研、临床医疗及图书馆等业务工作，全校的教学科研任务均由医教组统管。

当时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学校从1970年开始招收第一届，1971年未招生，1972年恢复。因此我到校后，接手的既有70级的学生，也有72级的学生。1973年和1974年也持续招生，这两年间招生规模最大，约有200名学生，其中1974级学员入校相对较晚，当时的学历统称为“大普”（大学普通班）。教学方面，响应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医学专业由原先的五年制改成了三年制。我们一直招收这种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基础知识普遍较差。当时的招生工作是由工商队、工程队到省里负责，学校方面尚未参与其中。

问：陈老师，当时学校办学遇到什么困难，取得哪些教学工作的成果?

在文革及其后续期间，学校教学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困难。首先是教材匮乏，响应“学制要缩短”的号召，原有五年制的教材已不再适用。为此，我们组织教师开展教材编写和收编工作，不仅要重撰内容，还需将病理、生理等多门学科进行整合。尽管当时处于“政治挂帅”的环境，但老师们听党的话，编写态度极其认真负责，付出了巨大心血。

其次，教学设备条件极其简陋，甚至不及温州中学等中学的仪器水平。受动荡影响，教室破损严重，窗户玻璃残缺，甚至出现过武斗打枪的极端情况，对教学造成了很大干扰。在实验教学中，曾因停水导致实验无法进行，老师们就带着脸盆到厨房旁的河里取水。即便在这样困难且危险的条件下，老师们仍坚持商量如何培养学生，因为大家深知医疗人才不能断层，否则社会将面临没有医生的境地。

当时教学的另一特点是推行“开门办学”，即让学生走出校园，到卫生院、乡镇等基层单位进行实践。虽然这种模式加强了实践，但导致学生对教学理论的系统掌握相对不足。直到文革结束后，针对这批三年制工农兵学员，学校果断采取了“两补”措施，即补基础和补英语。当时社会上存在“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的偏见，导致英语教学一度中断，我们通过后期补救，提升了学员的业务水平。事实上，这批学生中后来涌现出不少人才，像张启瑜、郑永远、洪如康等，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和学校的补救措施，后来都成为了学校及附属医院的骨干力量。

关于统考问题，这是卫生部为提高全国医学教学质量而举行的。1983年，学校在收到自愿参加统考的通知后，内部曾有过分歧。有人担心学校基础薄弱，万一考不好会显得“不自量力”。但校领导认为，统考既能检验教学水平，又能通过竞赛压力促进师生共同努力，进而带动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决定参加后，学校全力以赴，专门成立了由我负责、包括其他四位学科老师在内的五人统考办公室。我们针对内外妇儿四门临床主干课程，对在教学点实习的学生进行了密集的辅导，并广泛搜集交流资料。

1983年，我们学校作为第一次参加统考的单位，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为此，我在《温医情怀》及校史中都撰写过专门的文章记录。由于成绩突出，在1983至1984年交替之际，卫生部专门邀请我参加统考经验交流会，许多兄弟院校都主动找我们取经，希望了解温州医学院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创造出优异成绩。

问：陈老师， 您能讲讲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情况吗？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学校正式恢复招生。77级、78级和79级相继入校，其中78和79级是考得最好的，招收范围广，学生的成绩都很好。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学校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进入了8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

师资力量方面，学校原来只有王维松一位正教授，钱礼、庄雍熙两位副教授，其他如蔡孔长等骨干当时还只是讲师。职称评定曾中断多年，直到1978年及之后才重新评定。1982年左右，学校一次性评定了10位教授，加上原有的和副高提正高的，全校教授从3位增加到了13位，此外还评了几十个讲师。省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教学授衔大会，毕向荣书记和我带队参加。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压力很大。通过这次大会，明确了教授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两顶“帽子”拿掉后，老师们心情很愉快，一路上谈笑风生，心情完全不一样了。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开始培养研究生，这在学校历史上是第一次。1978年左右开始搞科研并筹备招收研究生。缪天荣教授提出发展“眼视光学”这一边缘学科，并从浙江大学调来了搞光学的陶育华，以及从泰顺调回原在浙江医学院工作的施明光。1982年首届招收了5名研究生，包括瞿佳、张建、王光霁（原在平阳卫生院工作）、缪晓胜以及一名女同学。此后，朱金昌、钱礼等专家也相继招生。后来国家学位委员会确定我们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这对学校有很大促进。

招生工作后来由我负责，当时的招生非常严格，实行全国统一统考，按分数线和志愿录取。录取工作在省里进行，由我带队，每一份名册都要经过省领导及有关部门审批，绝对不能开后门，违纪要受处分。那时每年招收约200人（1979年招收150人），全校学生总数约1000人。虽然当时办学条件艰苦、住宿和教室都很拥挤，但学校正逐步走上正轨。